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多次强调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为新发展格局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路向。深化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将数字技术贯穿到超大城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构建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是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实现“大城善治”的必由之路。

一、坚持底线思维,精准把握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复杂性

超大城市是一个多维治理要素高度聚集的复杂巨系统,具有空间规模大、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强、行政层级多、城乡融合发展需求迫切等特征。尤其是千万量级的人口基数和极高人口分布密度,导致基层治理单元碎片化与职能超载并存,催生出复合型、动态性治理场域、高敏感性的风险传导链,在治安管理、公共服务能级适配、城市规划与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系统性挑战。随着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基层数字化治理伴随的数据体量高熵化、跨域数据整合的系统复杂度与技术应用适配成本呈非线性增长,进一步凸显了强化“数字底座”紧迫性。为此,需立足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精准识别基层治理的痛点、堵点与难点,“因城制宜”推动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场景深度融合。近年来,上海市“一网统管”、深圳市“智慧城市大脑”等模式,在构建数据驱动治理模式,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强化治理“数字底座”等方面,为新时代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经验。

二、强化数字赋能,夯实基层党建引领效能

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优势的耦合赋能”,这不仅是管党治党制度势能向数字场域的延伸,更是破解超大城市治理复杂性的关键范式选择。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并非新颖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制度性嵌入”基层治理流程,将基层党组织从物理空间的组织存在升维为党群网络互联的“即时性响应节点”,以治理流程升级再造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真正人民群众“指尖上的依靠”。为此,需以系统整合思维推进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造“全域联通、多元协同、高效响应”的基层治理闭环链路,形成覆盖诉求识别、服务供给、风险防控的党群交互即时响应能力。一方面,系统整合“一件事”场景化服务功能,提升平台在民生服务、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支撑能力;另一方面,着力完善跨行政层级、跨职能部门、跨业务模块的高效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党的领导机制在基层“动起来”“活起来”,实现基层党群服务阵地工作及服务效能的显著提升。此外,需进一步发挥党在基层数字化治理中的领导统筹作用,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全流程监督与考核评估,将党建引领贯穿于数据采集、分析、决策各环节,形成党建引领、共建共治、系统融合、数据融通、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三、构建数字网格,完善多元协同治理

推进网格化管理与数字技术深度有机融合,是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关键路径。基层数字网格建设的关键在于以“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技术赋能共建共治”重构治理逻辑,推动网格管理从“人海战术”向“智能研判”转型,从而激活基层网格的机制动能与效率优势。一是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构建“动态调适、无缝覆盖、精准服务”的数字化网格体系,整合基层网格公共服务、民意反馈、治理参与功能,打造“一站式”政民互动平台,实现资源统一调度与需求精准匹配,以数字网格提高治理精度。二是全面深化“党建+网格”模式,推动党员、红色楼栋长、红色物业等多元主体信息入网,形成党组织主导,业委会、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居民骨干协同参与的“五方共治”格局,以基层治理全员参与促进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例如,北京市“接诉即办”平台通过智能分拨系统将民生诉求精准匹配至对应网格从而实现了“未诉先办”,深圳市南山区通过“党建引领+数字孪生”平台实现300万人口动态管理零误差,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超大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重要创新实践。

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党的领导是根本、人民至上是核心、数字赋能是抓手”的实践逻辑,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的融合创新,不断完善“党建引领、数据赋能、协同治理”的中国方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刘继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