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行军作战的基本法则。然而，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时间中，除了短期吃自带粮食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无后方作战，根本无法做到“粮草先行”，只能通过没收、征借、缴获、购买、采集等多种途径解决吃饭问题，在万里征途上谱写了一段“兵马与粮草同行”的战争奇迹。

自带：湘江战役前的吃饭方式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意识到中央苏区面临的危险，开始秘密做战略转移的准备，紧急进行物资筹备，其中就包括粮食、银元、药品、被服、武器弹药等的筹备。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帮助红军”‌的运动，共筹集到7.5万担粮食；6月，向群众借谷10万担，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粮食约‌6.5万担；秋收之后，又向群众借谷‌60万担‌。至红军长征出发前，共筹集到粮食126.8万担（不同统计口径略有差异）。最终，红军带着92万担粮食踏上长征路。

在筹集粮食的同时，红军还开展了突击筹款运动。苏区财政部通过‌挖浮财、提前征收1934年土地税、紧急增加钨砂出口（主要是秘密出售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及向地主筹款等方式，最终实际筹款‌150余万‌银元。再加上中央苏区银行的积蓄，到红军长征时共有202万余银元。

这些粮食和银元由中央纵队和各军团分别携带，还有少部分银元分发给红军战士以备不时之需。

在湘江战役前一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基本上都吃自带的粮食。在湘江战役中，这些集中携带的粮食、银元损失巨大。

没收：主要针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

长征前夕，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负责在长征中筹集粮款。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对顽固的大地主和反动分子，应当没收其全部家当。但也明确要求：不许乱打土豪，不许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

当时打土豪有严格的规定和流程。曾任中央直属机关“红军纵队”司令部民运科长、干部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是32位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战士之一，也被称为“打土豪专家”。据她总结：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到高处去看村里谁家是高房大院，听谁家的狗叫得凶，然后再进村，看家里牲口多不多，看灶台上锅大不大、油多不多，看农具是否齐全、家具摆设是否豪华。根据这些作出谁是地主土豪的判断，然后在他家大门上贴字条，最后再向群众核实。

对那些已闻风而逃的土豪，一是到家里搜浮财；二是动员群众检举，以保证打土豪准、快；三是估量土豪家产，贴罚款条子，要他们如期如数把款子送到指定地点。没收土豪财产后，红军即张贴布告，公布他们欺压、盘剥百姓的罪状。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前后达46天，共没收了268户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屯粮。仅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的盐行，就被没收价值几十万元的存盐，以及准备过年犒劳薛岳部队的价值5万银元的香烟和大批粮肉菜等；黔军师长柏辉章家被收缴银元2万元，粮食10余万斤。这些没收来的粮食钱物除红军留出自用部分，其余发给贫苦群众，先后共分给百姓大小牲畜1000多头、粮食90多万斤、银元2100元、盐巴500担、衣服5万多件。

征借：主要针对大商人、地主和富农

征借包含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无偿征发，主要针对大商人，有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第二种则是留下借据，说明以后有条件要还。

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规定：极端审慎向商人捐款（即募捐），没有证实进行反革命活动来破坏（红军）军事行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向较大商人募捐，须经军团以上政治机关决定。对中小商人一般不募。可以看出，红军向大商人征发是极其谨慎严格的。首先，确定其是大商人，而不是中小商贩；其次，要做摸底调查，看这个大商人有无跟地方军阀勾结，有无直接参与“围剿”红军或者顽固反共；三是要经过军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同意，才可以去谈，态度要温和，数额要合理。

当年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木制借据

红军《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中规定：对于小地主、富农等，可以要求他们捐献粮食、洋油和军用品。所有行动必须先张贴布告，做到安稳人心并得到人民支持。当然，红军在向富农借粮时，要充分考虑其经济实力，只征发多余粮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留下借条，说明将来可凭条索还。

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存有一张红军当年的借条：“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这张借条60多年后被人无意中发现，当地政府得知后即按现价折款，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

缴获：红军食物重要来源之一

长征途中与敌人作战缴获的战利品中，也经常有粮食、食物等。1935年1月10日，红军第一次攻占王家烈的老家桐梓后，在附近的秘密山洞里缴获了6万多银元、20余万斤粮食及大量食盐、布匹。24日，红军在贵州习水土城打垮黔军侯之担部，缴获和没收了部分粮食、财物和茅台酒，还分给穷苦群众一部分。4月，红军在云南曲靖境内截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3大车物资，包括云南白药、宣威火腿等，并缴获该地为国民党军队准备的一大批军粮。

1935年5月上旬，红军巧渡金沙江期间，红三军团缴获敌人一卡车给养，除了大米、白面、饼干外，还有十几箱果酱罐头。5月下旬，红军抢渡大渡河前，在开罗场缴获川军刘文辉部筹办的粮站，获得粮食4000多袋。9月中旬，红军在向腊子口前进时，先头部队击溃敌人一个营，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炊事员用这些面粉做饭，战士们饱餐一顿后，体力充沛地去攻打腊子口，使部队顺利北上。到达哈达铺时，国民党守军已仓皇逃窜，丢下数座仓库，内存十几万斤大米、白面，数千斤食盐和一批棉衣、鞋帽等。这些战场缴获极大补充了红军的粮袋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调动敌人而单独走了一段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在攻占云南会泽城后缴获了大量物资，等他们再次与红军主力会合时，一路积累下的银元达到了9万之多，这笔钱在懋功会师后，为采买粮草作出了很大贡献。

购买：对群众讲究买卖公平

购买粮食也是解决长征途中吃饭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向群众购买物资时红军想得非常周到，买东西前讲清政策、谈好价格并当面付钱，“买卖价钱要公平”“说话态度要和好”，不得强行购买，在向穷人购买时还要付高价以照顾穷人生活。当主人不在家而又确需购买时，或托邻居转交，或把钱放在米柜、陶罐等既隐蔽又能使主人尽快发现的地方，或把钱款放在购买物品的原地，留下字条，写明数量和留下的银钱数目，并附有“深感歉意”“特表感谢”等留言。如四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在古蔺因为两天没吃上饭，便吃了一名离家老乡的粮食，走时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户老乡家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1935年7月，红军进入川康藏区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藏民多数逃离家园，红军想买粮食根本找不到人。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红军不得已收割了藏民即将成熟的青稞，并在地里插上木牌，上面写明收割原因、数量以及藏民看到后可以拿木牌到红军部队领银元。但后来也出现了因银元不够而改留欠条的情况，直到红军离开此地，有些欠条也没有兑换。毛泽东一直牵挂着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他特意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向藏民加倍补偿。

1935年9月，红军进驻甘南哈达铺，发现这里物资丰富、物价便宜，便大量购买猪羊，为部队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大家要食得好”，并给每名战士发一个银元，允许上街购物，但要按价付钱。这段时间，哈达铺因为上万红军到来而热闹起来，平时冷清的商店、饭店门庭若市、买卖兴隆，从未发生过红军和群众的交易纠纷。

采集：主要是过草地时挖野菜、采树叶

在长征中，吃饭最困难的是过草地的时候。因为在穿越松潘草地前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进入草地3天就断粮了，大家只能靠采集野菜、草根、树叶等果腹。

当时，水芹菜、马齿菜、茵茵菜、灰菜、苦菜、野韭菜等野菜成了官兵们的主要食物。有些人因误食有毒野菜而生病，甚至有的中毒身亡。为避免战士中毒，朱德总司令在请教了当地人后，便和大家一起挖回60多种野菜，分别摆在空地上，举办野菜展览，亲自教大家根据叶子形状、根茎的特点识别有毒和无毒的野菜。此后，误食毒野菜的情况大大减少。靠着各种野菜和少量青稞粉、盐巴，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除了野菜，战士们还采摘树叶、扒树皮，尤其是后续部队连野菜、草根、树叶都采不到，甚至出现了吃煮牛皮腰带、牛皮文件包、牛皮手枪套的情况，还有一些战士因严重营养不良，牺牲在过草地途中。

（作者：阎丽，系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