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音落，歌声起，今天走了六十里，现在原地小休息。红军战士任务重，行军不要忘学习。”这段长征路上流传下来的快板唱词，是红军“一边战斗一边学习”的真实写照。长征途中，尽管敌情紧迫、环境恶劣，红军仍将文化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文化学习，开展文化教育。1934年10月29日，长征之初，红军总政治部便发布《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这些要求和做法，既提高了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又为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坚定革命信心注入文化力量。

人人争当求知者

长征路上，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都挤时间学文化知识，哪怕条件再艰难也坚持学习。毛泽东坚持读书、学习，经常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搜集书籍、报纸、杂志等“精神食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书极为专注，常在书上划杠批注，有时通宵读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董必武的勤务员钟珠瑞回忆，由于战争紧张，天天行军，常常连菜油灯都找不到，无法看书的董老憋闷不已。于是，即便在无灯的夜晚，董老仍坚持轻声背诵书本。到达遵义后，红军抓紧时机进行战略休整，这是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段平静时期。董老除早晚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散步、讨论形势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于读书、练字。董老还感慨道：“路上亟想读书而时不可得，于今时间如此充裕，白白过去岂不可惜！”

红军战士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时任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的赵镕在《长征日记》中写道，“现在，党给我们创造了学习的机会，我们应当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为此，他们利用行军途中的休息间隙，抓紧时间学习。红军战士刘坚回忆，大家行军虽然艰苦，但“学习文化的劲头却很大”。长征路上，还上演过这样动人一幕：到遵义后，红军战士们抓紧机会购买书籍、学习用品，以至于城中“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钢笔、抄簿，均售卖一空”。跟随红二、红六军团走过一段长征路的西方传教士薄复礼在他的作品里描述红军战士学习的情景：“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独具匠心的育人法

红军边行军边学习，并发明了“看后背”的识字方法。行军途中，连队的文书或指导员将写好的字贴在行军战士背上，后面的战士行军时，可以看前面战士背上的字，一次认一个字，熟悉之后再换新字。刘坚回忆，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同志“有时认了几个字怕忘记，行军时就在前面走的同志的背上挂一小块布，上面写着刚学会的字，一路走一路记”。另一重要方法是结合实践场景识新字。萧锋在日记中记载，要渡河就将识字牌上的字换成“渡河”，战士站岗时便在识字牌上写“站好岗”。周恩来曾指着岗哨战士背上“站好岗”的识字牌，称赞道，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此外，每当部队休息或宿营时，战士们便以地为纸、以树枝当笔，在地上写字。赵镕在日记中写道，针对缺乏笔墨纸砚、桌椅板凳、黑板等问题，“利用大地当纸张，利用墙壁当黑板，利用木炭当粉笔，利用树枝当毛笔，利用砖头、石头、背包等当凳子”。这种因陋就简、不拘形式的学习方法，解决了缺笔少纸之困，使写字识字在行军中变得随手可为。

红军重视学习阵地建设。红军中的列宁室是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教育等工作的重要场所。1934年《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规定，“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地，不管驻扎多久，都会利用现成房屋或临时搭建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在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继续办学，让红军战士在学校里既学文化，又学军事和政治知识。

红军借助多种载体开展学习。红军大学油印出版的校刊《红炉》，成为战士们的重要学习园地。《红星》报、《战士》报都是长征途中战士们学习文化的重要资料。《红星》报以“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为重要办刊使命，在长征途中坚持出版28期，其文章短小精悍，形式活泼，深受红军战士喜爱。长征途中，战士们还广泛搜集其他报刊。红军战士林伟在日记中记载，在湖南通道县，“我们搞到了许多申报和杂志，看到深夜才休息”。此外，红军还编写识字课本，其内容通俗易懂。

由于红军战士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许多人的文化水平大为提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1936年他到陕北时发现，红一方面军识字的战士占60%—70%。他们会写简单的书信、文章、标语、传单等，这要比白区中一般军队的平均文化程度高得多。

在学习中悟透革命真理

红军注重将文化学习与政治学习相结合。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强调，红一方面军的新任务之一是“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中记载，在行军期间，红军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从不间断，“每天早上（在出发以前，开始上早操的时候），或每天晚上，必举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兵士”。杨定华（邓发）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描述红军在川西征粮期间的学习生活，称“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坚持学习使战士们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同步提升，红军战士路子南在回忆中感慨道，“随着学习文化的深入，大家更深刻地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长征路上的文化宣传活动同样丰富多彩，既充实了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念。红军战士李荣芝回忆，连队中有的唱山西梆子《打金枝》《王宝钏》，有的唱河南坠子《包公出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氛围中，虽然每天行军七八十里，但大家并不感到疲劳。在战斗空隙，还有戏剧演出。据红军战士回忆，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在四川会理演出了话剧《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最后只捡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杨定华也记述，草地行军时，大家聚在一起讲笑话、谈故事、唱歌，如毛泽东讲红军作战的经验，成仿吾讲留学的故事。草地上充满着音乐声、歌唱声和笑声，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扫去疲倦、寒冷、饥饿，在快乐中度过静寂的深宵。丰富的文化学习生活和宣传教育，使红军战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昂扬斗志。（作者：黄敬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