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自此开启。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殷殷嘱托，既是党中央对革命征程的深情回望、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爱，也为讲好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指明了前行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红都“瑞京”为“大本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展现出澎湃的革命力量，成为革命的生力军。江西见证了工人阶级书写的壮丽篇章：从安源工人运动取得“绝无仅有的胜利”，到以民族大义收回九江英租界；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南昌起义等武装暴动，到实现工运转型、全身心投入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迈入崭新发展阶段。

1931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在吉安县富田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各苏区工会工作，苏区工运自此有了统一指挥中枢，分散的工人力量攥指成拳。同年7月，全总苏区执行局迁至瑞金叶坪。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工农劳苦大众翻身成为国家主人，真正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工运事业蓬勃发展筑牢了坚实政权根基。工人阶级也迎来角色转变，从革命“参与者”“追随者”，跃升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者”“管理者”与“捍卫者”，中国工运事业告别分散化、碎片化的发展阶段，迈入与新生人民政权系统化推进、制度化建设的全新历史时期。

1933年初，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与原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红都“瑞京”就此成为全国工运“大本营”。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开展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也是新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雏形和源头。

红色工运的“红都求索”，实现了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与新生人民政权深度融合的历史性转变，为工会成为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奠定坚实历史根基、埋下深厚制度伏笔。

以组织覆盖促工运活力

在组织建设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立足苏区实际，构建起严密且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形成“全国总领—省级统筹—行业细分—基层落地”的四级架构，将各行业、各地域的工人力量紧密凝聚，为工运事业筑牢组织支撑。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5个省级职工联合会，实现对苏区各省工运工作的统筹领导；同时设立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等5个行业工会，实现对不同行业工人的分类引领、精准服务。

1934年初，中央苏区及其附近几个苏区的工会会员达22.9万人，占全体工人总数95%以上；兴国、瑞金等核心区域入会率更是高达98%。这样的组织覆盖规模与群众参与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毛泽东曾感慨：请问这是国民党区域能够梦见的事情么？不但中国，全世界除苏联外，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有过这种情形的？广泛的组织覆盖、深厚的群众基础，让苏区工运拥有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成为凝聚工人力量、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以制度建设护工运航向

在制度建设上，苏区工运以保障工人权益为核心，制定出台一系列开创性法律文件与制度规范，构建起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劳动保障制度体系，成为新中国劳动保障制度的“初始样本”。

1932年1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它以国家立法形式首次明确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劳动保护、最低工资标准等基本制度，并开创性建立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工伤赔偿等体系，让工人阶级真切感受到新生政权的温暖。

为确保劳动法落地见效，各级苏维埃政府层层压实责任，设立专门的劳动管理机构——劳动部。劳动部内设劳动保护局，配备专职劳动检查员，深入工厂、行业检查劳动法执行情况，督促企业落实权益保障措施，并严厉惩处违法行为。

1932年12月，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发布《社会保险费及失业劳动介绍所》命令，要求各苏区健全社会保险组织，规范社会保险金的缴纳、管理与使用，切实为工人排忧解难。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曾为200余名失业工人发放社会保险金，这份温暖既解工人燃眉之急，更让工人群众体会到工会作为“保护工人利益堡垒”的使命与担当。

苏区还探索制定《工会法草案》《国家雇工法》等法律文件，设计劳动合同标准范本，推动失业救济、休息日制度法定化，构建起完备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为工会依法维权、开展工运工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以担当奉献立工运柱石

工运兴则政权固，工人强则革命胜。苏区工运自始便与革命战争、政权巩固同频共振，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革命事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频繁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苏区工会彰显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带领广大工人挺身而出，破解重重难关。

在扩红运动中，工会始终走在前列，成为重要组织者与推动者。1932年2月，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专门通过《扩大与拥护红军问题决议案》，将扩红列为“苏维埃工会运动的实际任务”。1933年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发出号召，1.26万名工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这支精锐之师纪律严明、作战勇猛，成为反“围剿”战场上的中坚力量。1933年2月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总数达11万余人，其中工人占比高达30%。

在后方支前工作中，苏区工会扛起重任、主动作为，组织广大工人以“战时状态”投入生产，为前线胜利提供坚实物资保障与后勤支撑。苏区兵工厂工人夜以继日，在设备简陋、原材料匮乏的条件下攻克诸多技术难关，两年多时间里修配步枪4万余支、生产子弹40余万发、修理机枪2000余挺和迫击炮100余架，还制造手雷6万余枚、地雷5000余个；被服厂工人精工细作，一针一线缝制军服、布鞋、棉被，为红军将士送上温暖；运输行业工人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前线与后方之间运送粮食、药品、武器，成为红军的运输保障队。苏区工人的无私奉献，为红军反“围剿”作战提供物资保障，让革命火种在艰难困苦中得以延续。

为破解经济封锁，苏区工会带领工人踊跃投身经济建设，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道路。193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通知》，首次明确苏区工厂开展革命竞赛的任务和办法。劳动竞赛中，苏区工人迸发出惊人的生产热情与创造活力，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与模范代表。1933年夏，中央苏区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苏区工会积极响应，组织工人踊跃认购，短短3个月便认购100.7万元，占计划发行额的三分之一；在节省运动中，苏区工人省吃俭用，将每一份物资都用在革命事业上，还通过退还公债、借款借谷、义务劳动等方式，为革命战争注入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支持。

在苏区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岁月中，劳动成为战胜困难、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时代风尚。1934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明确提到，苏维埃的粮食收集、土地税征收、生产发展、贪污官僚主义检举等各项工作，工会均给予极大支持。

中央苏区的工运探索，虽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中断，却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党领导工运事业的宝贵财富。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续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崭新的时代华章。

（作者：刘津，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