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的施政者都要有自己的政绩观，都要面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取向，关乎施政者自身的成长、成就，更关乎一地一域事业发展兴衰和民众福祉实现。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业绩，并且对于“政绩之问”有过许多深入思考和精辟论述。毛泽东用思想和实践书写的“政绩答卷”，对于今天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政绩为谁而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探究这个重大问题，前后用十年时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又在革命实践中明确、坚定了“为民”的政绩价值取向。

（一）青年时代确立为民志向

1912年，19岁的农家少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被深深震撼了。他这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自己的家乡湘潭及韶山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他感慨万千：“世界真的大呀！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这样多的人怎样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他由韶山人普遍缺吃少穿、没有书读、纷争不断的痛苦生活，想到全中国、全世界人的生活，认为应该改造不合理的世界，让一切痛苦的人都变成快乐幸福的人。他还联系到自身责任：“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推崇圣贤豪杰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向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境界。他那时已看到西方金钱至上、物质至上价值观的局限，曾对同学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他不愿成为物质的奴隶，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努力实现精神之自我。他不计个人得失，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他与朋友们“约法三章”：不谈金钱、男女之间的问题和家庭琐事。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民众在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实践检视后，他在1920年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这时，他已不再推崇圣贤豪杰的作用，而相信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渺小个体的生命因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而富于伟大价值和意义。《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一生中阅读次数最多的经典。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成为他矢志不渝的追求。

（二）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为民宗旨

大革命时期，国共实现合作，30多岁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担任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要职。他意气风发，努力推动革命工作。他追求“政绩”，不是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而是锚定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陷入低潮，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卖身投靠，而毛泽东由于“为民”信念坚定，毫不留恋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高薪，不畏危险，挺身而出，豁出性命，毅然领导秋收起义，后来带领队伍上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在根据地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革命战争。这也是关系群众长远利益的大事。有些同志以此为最大“政绩”而忽视了群众的当前利益，在扩大红军、收土地税、推销公债等革命动员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其严重性和危害性，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郑重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国民党军在根据地周围筑起的堡垒，不过是他们的“乌龟壳”，群众才是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对“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有了更具实际指导意义的回答——既要为民谋长远利益，又要为民谋当前利益。

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为人民服务”思想。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不幸牺牲。三天后，毛泽东在中直机关举行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绩观。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也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

（三）和平建设时期坚持为民执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时刻警惕党员干部躺在已有的政绩上骄傲自满、不思进取，更加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客人含蓄发问：“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不解地继续问：“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沉吟片刻，掷地有声地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为民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政绩观，也是他与西方政治家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树什么样的政绩——以实践、人民、历史为标尺

毛泽东向来反对“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反对弄虚作假的“偷”“装”“吹”，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并以此标准要求党员干部。

（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思想弥漫，一些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苏联的经验脱离实际“瞎指挥”。他们所谓的政绩得到共产国际的一时认可，却给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和军队带来巨大损失。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针对盲目地、表面地执行上级指示的错误倾向，他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针对照搬马列“本本”和苏联模式错误倾向，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964年此文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又亲笔加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可见他对这一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的重视。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始终坚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直以实践作为评判政绩的重要标准。

（二）“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末，为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领导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他热切期望从中取得成绩，然而当他发现群众并不满意、意见较多时，便立即开始纠正“左”的错误。

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从韶山来京的亲属口中听说，农村的公共食堂越办越糟，感到非常意外。为掌握实情，他决定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查研究。12月26日，毛泽东对即将出发调研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要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仍然规定要保留公共食堂，但吸收一些基层干部的意见，加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会后，毛泽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由胡乔木带队的调查组到了韶山和大坪，听取农民的意见。座谈会上，农民群众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4月14日，胡乔木写信给在长沙调研的毛泽东，信中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批转有关干部研究讨论。韶山由此成为解散食堂的试点。社员们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1961年后，多地陆续解散食堂。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删去公共食堂相关内容，标志该制度结束。

可见，毛泽东评价政绩看重的是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他强调：“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三）“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建设社会主义，追赶世界强国，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他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是他所追求的政绩绝不是虚假的、形式的、浮夸的、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大跃进”中，当毛泽东发现有的党员干部热衷表面文章、盲目追求高指标时，便严厉批评，坚决制止。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专门举了一个“包装政绩”的例子，说有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

武昌会议一个议题是讨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稿。毛泽东对原稿中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十分不满，他说：“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他还在与有关同志谈话中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毛泽东亲自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时，在“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后，特意加上一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1961年1月，针对党内和社会上浮躁不实的风气，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这次会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带领下，浮夸、冒进的风气得到扭转，经济形势也逐渐好转。

毛泽东认定，不老实早晚要吃亏，他衡量政绩时从未忽视历史这把标尺。

三、靠什么树政绩——“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靠什么树政绩？靠领导者运筹帷幄吗？靠坐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吗？靠一腔热情高喊口号吗？毛泽东认为仅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在他心目中，人民群众才是政绩的主要创造者，调查研究和真抓实干才是实现政绩的主要途径。

（一）“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毛泽东对领导和群众关系有辩证的认识。他总是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

依靠人民创造业绩，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也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下决心防治肆虐多年的血吸虫病。当有关专家向他汇报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他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1956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同年2月1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由此，一场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通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著名的《送瘟神》诗篇。“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等诗句，深情礼赞了人民群众在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在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又表达了依靠人民群众创造政绩的思想：“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政绩。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并非易事，常常会遇到各种新问题，经历重重困难。面对问题和困难，有的干部指手画脚、空发议论，有的干部冥思苦想、不得要领，还有的干部唉声叹气、束手无策，而毛泽东却有他的“法宝”，那就是扎扎实实调查研究。

建党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深入到安源路矿和长沙泥木工人中间去，脱去长衫，走到工地、宿舍，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劳动生活情况，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大革命时期，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关系，考察农民运动，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初步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

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没有中断。他亲自作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进一步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为正确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实际依据。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那天正好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事后，有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没有追究那个农民，而是作了深入调查研究。当了解到农民确实负担过重时，他推动实现减征公粮和精兵简政的政策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工作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亲自调查研究。他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为了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5年11月至1956年4月，他先后对农业、工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华北九省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的工作汇报，并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报告，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961年1月，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建议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他身体力行，带动开展全党农村大调查。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正确调整农村政策，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是他一生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树政绩，不能离开调查研究这个“法宝”。

（三）“要看得到，抓得起”

调查研究仅是创造政绩的开头，后续还要作出正确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加以坚决贯彻实行。毛泽东从来不是空谈家。对于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善于谋划和决断，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一步不放松，真正抓出成效。

毛泽东多次讲“要看得到，抓得起”，这也是他工作的一贯风格。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如果看不到，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当然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一种能力。所谓抓得起者，无非是加以分析研究，想办法解决。”1964年10月23日，他在一个讲话稿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如何才能“看得到”呢？除了调查研究外，毛泽东特别强调多谋善断。他以三国时期的郭嘉、曹操为正面例子，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他又以刘备、孙权、袁绍为反面典型，批评党内“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当明了情况、下定决心后，工作抓不抓得起就成为关键。毛泽东说：“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须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对于已确定的工作任务，他总是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采取有力措施打开局面。他不是把任务分派下去就不管了，而是全程关注事情发展的情况，随时给予指导。他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重要节点就重要问题提醒大家，及时纠正错误做法，防止出现偏差。他还旗帜鲜明地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严格检查督促，在工作切实抓出成果以前决不松手。

刘澜涛说过：“毛泽东同志布置的工作，是必须向他报告结果的，决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一推二拖，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他来说是决不容许的。”

正因为能够“看得到，抓得起”，毛泽东所抓工作总能取得显著效果，留下许多为人们所铭记的政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毛泽东的“政绩答卷”深刻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在党性修养上固本培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又要在思想观念上正本清源，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以坚持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还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抓实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姿态，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作者：王颖，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