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簇熊熊燃烧的炭火，映照着“柏公馆”里那些疲惫而坚毅的脸庞。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身后，红军指战员赢得了十几天的休息时间。

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这样描述当时的“朱毛”红军：“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赤色要人”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扭转乾坤的会议——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一次直面鲜血淋漓代价的会议。红军丢了根据地，血染湘江，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14位师团级指挥员倒在血泊之中，“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

如何走出被迫战略转移的阴影？如何坦诚剖析自身的错误？这考验的是一个政党有没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刀口向内的自觉、修正错误的担当。党性强则不怕检讨，私心重则讳疾忌医。真正的强大，从不畏惧承认不足；真正的成熟，从不回避修正错误。

天冷，屋子里生了一个火盆，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重与焦灼。当时，博古几乎把党和红军带向绝路。“敌我兵力悬殊，客观上红军处于劣势”“加上敌人对苏区的长期封锁，在物资供应上我们也十分困难”“而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动员工作也都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支援苏区的反‘围剿’”……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中央苏区如何丢掉等问题的解释，显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源。

遵义的炉火，考验着一个政党的成色。敢于刀口向内，是对党忠诚、襟怀坦白的品格；勇于修正错误，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与博古不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坦承自己犯错，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他神情严肃地讲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遵义的炉火，也有噼啪作响的爆燃。会议的气氛是坦率的，也是惊心动魄的。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则是对“三人团”的激烈批评。他辛辣反驳李德，“你的论点使我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连历来谦虚稳重的朱德，也在发言中说了一句震惊全场的话：“再这样下去，红军真要成石达开了！”

党无私利，党员无私求。指名道姓、直截了当地表达不同意见，革命者光明如斯，磊落如斯，坦诚如斯。

修正错误、力挽狂澜，是共产党人党性原则的真正体现。遵义会议没有停留在对错误的批判上，而是以极强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作出了一系列扭转乾坤的决策：组织上，果断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军事上，彻底摒弃错误的战略战术；思想上，一切实事求是，从变化的敌情出发，完成了红军灵活机动、绝地逢生的关键跨越。

遵义的炉火，照亮了革命的征程。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思想观点碰撞的交锋砥砺中，我们党达到了新的团结。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写：“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

遵义，转折之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经历过艰辛探索，我们党在付出血的代价后走向成熟，“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此，党心归一、军心归一——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伟大的掌舵人。

“红军到，干人笑，土豪劣绅全跑掉……”遵义城里，穷人翻身后的欢笑声，与遵义会议上的讨论声一起，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交响乐”，响彻大地、穿越时空。

“我党我军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激励和鞭策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永远烧旺自我革命的炉火，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作者：肖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