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数十年后，女儿邓榕问父亲：“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答道：“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烽火太行

1940年底，胜利结束参与百团大战的任务后，一二九师司令部迁到涉县赤岸村。

如今的司令部旧址几乎仍维持着80多年前的原貌。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北屋是刘伯承宿办室，东厢房是邓小平宿办室。

两间房的内部陈设都十分简单，不过，北屋要比东厢房高出近1米，面积更宽阔，采光也更好。

刚迁来时，刘邓都想把北屋让给对方住，但邓小平说，刘师长眼睛不好，应该住采光好的房间，方便看东西。就这样，邓小平住进了东厢房。

百团大战后，遭到沉重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于是抓紧在华北地区调遣兵力，号称“将一切诸项施策集中于对中共势力的剿灭”。

当时，日军猖狂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一次袭击中，日军在一二九师司令部土炕、桌椅、门窗等处喷洒毒气，刘伯承险些中毒。此后，司令部的土炕被拆除，刘邓首长用木板搭成简易床铺睡觉。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主力部队辗转于太行山深处的峰峦沟谷之间，与日军周旋。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1941年之后，敌人的进攻方式更加狡猾、毒辣了。一些干部、群众因此产生“恐日病”，部分武装部队不敢接敌。

在加强军民思想教育的同时，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为此，他与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方针：在日军疯狂进攻之际，抽调小部队乃至部分主力跳出包围圈，分头破袭敌人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迫使敌人抽调重兵保护这些要地，以减轻根据地面临的“扫荡”压力。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回忆，邓小平的话不多，一旦发言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就像子弹打出去那么准确。战士们无一不折服于他“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

这年春夏，在“敌进我进”方针的指导下，太行山地区组织了不少游击集团，参战人数达3万多人，作战500多次，毙、伤、俘敌700余人，缴获枪、炮（弹药）3000多支（发），破坏公路50多公里。

科学的力量

抗战的残酷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经济甚至生存上的。从1941年到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处境一年比一年艰难。

就拿最热闹的新年团拜来说，1941年，司令部的会餐还杀了猪，餐桌上四方块的肥肉、四川做法的蔬菜管够；到1942年，餐桌上有羊肉煮稀饭、红萝卜加地瓜就算可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军残酷“扫荡”、蚕食和封锁，另一方面是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

1942年，秋粮大幅减产，有的地方颗粒无收，根据地军民衣食短缺，机关和部队给养近乎枯竭，战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常是饿着肚子同日伪军作战。

当时流行一种被称为“砖头”的菜窝窝，是把红高粱、黑豆面和野菜、树叶掺在一起做成的，又黑又硬。邓小平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跟大家一起“啃砖头”。

发展生产、战胜灾荒，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尽快好转，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关键。为此，身兼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根据地落实了一系列经济建设举措。

部队组织开荒队投入生产，邓小平也身先士卒，在赤岸村外开荒种地，辟为“责任田”。时任师部机关党支部书记的张贻祥后来回忆，这一年司令部的收成蛮不错，有的大萝卜竟达6斤重。“我们拿给邓政委看，他很高兴，说这叫‘大萝卜王’，接着问还有没有，我说很多，他连声说好！”张贻祥说。

这一时期的邓小平，已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际的结合。早在1940年，一二九师就增设生产部，由曾经留学美国、专修畜牧的农业专家张克威担任部长。

在大生产运动中，张克威派人从山西购回美国“金皇后”玉米种子及西红柿种子。群众起初不愿接受陌生的种子，一二九师便率先试验，等收获后再分发给群众品尝，逐步将“金皇后”玉米及西红柿推广开来。

邓小平在1944年的一次会议上说：“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即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奖勤罚懒

1943年1月至2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更快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邓小平代表太行分局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时任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张廷发回忆：“邓小平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艰辛，因为他白天要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还能用什么方式激发军民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制定“奖勤罚懒”制度：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

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极端困难，上到首长，下到战士，每人每月只有1.5元至3元的津贴。如此高额的奖金，堪称重奖！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促进经济建设的创新思维和决心。

“奖勤罚懒”招来了党内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的抨击。他们认为生产好的单位和个人是搞“资本主义”，给其扣上“本位主义”“金钱观念”的帽子。

对此，1943年9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司令部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阐述“奖勤罚懒”的意义。

他说：“有些同志说，这（指奖金）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1944年4月，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八路军前方总部制定并颁布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又称“滕杨方案”）。方案规定：提倡、奖励劳动，生产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奖励节约，只要节约合理，节约得越多，所得也越多。此外，方案还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二八分红”；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30％上缴伙食单位，70％为个人所得；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

此方案的颁布，大大刺激了太行山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内涵与邓小平在3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一脉相通。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晋冀鲁豫根据地理顺了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关系，逐步走出困难局面，并迎来抗战的伟大胜利。

1946年，在涉县战斗、生活了近6年的邓小平要离开了。在这难得的放松间隙，他与妻子卓琳，以及刘伯承夫妇，各自抱着年幼的儿女，留下了一张神采奕奕、面带笑容的合影。

接下来，邓小平将带领千军万马，千里跃进大别山，大战淮海，横渡长江，席卷大西南，直至新中国成立。而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者：冯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