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便肩负起领导全国经济计划与建设的历史重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多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李富春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其深厚的经济工作经验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呕心沥血，作出了贡献。

奠基立业——为国民经济恢复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开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的首任主任。作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设计者和早期执行者，李富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管理制度，推动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工作系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1950年，他受中央委派，主持中苏两国间关于贸易、经济合作及专项合同等关键领域的谈判，领导签署了涉及石油、有色金属、民航等多项合营股份公司协议以及贸易协定。这不仅为苏联援助下我国重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几十个重要项目的确立奠定了法律与组织基础，更直接推动了钢铁、有色金属、电站、汽车制造乃至轻工业等领域的恢复与发展。同年，李富春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陈云同志处理日常事务，并兼任重工业部部长，从而在宏观计划和具体产业两个层面，为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五”计划（1953—1957）是新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端，也是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李富春是“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苏联援助我国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建设蓝图，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骨架。在计划编制过程中，他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综合平衡，反对盲目冒进，主张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又要可靠，使“一五”计划成为历史上执行效果最好的计划之一。

求真务实——坚持探索、调整符合国情的经济管理法

李富春在长期的经济领导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见地的经济管理思想。他注重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在不同时期都提出过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经济主张，体现了一名务实的经济领导工作者的探索精神。

在“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李富春与周恩来、陈云等同志一起，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扭转困难局面进行了不懈努力。1960年下半年，他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文件，第一次明确完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标志着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对于遏制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李富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亲自带队赴北京第一机床厂等企业蹲点，深刻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业企业管理实践经验教训，为著名的“工业七十条”的起草提供了丰富的依据。他力主削减不切实际的基本建设规模，降低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加强农业战线，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使国民经济得以休养生息。他认为，“综合平衡要求在项目安排上分清轻重缓急，分批建设，建设规模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条件”，主张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等重大比例关系。这些思想和举措，符合当时的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对国民经济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此外，李富春在经济管理方法的改进上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他重视经济核算，强调要讲究成本、利润，关注价格等经济杠杆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他还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试办托拉斯，探索用专业化和协作的方式来组织工业生产，提高效率。这些探索，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未能充分展开和持续，但体现了他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力求改进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努力，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顾全大局——永葆“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胸怀

李富春在国家计委主任的岗位上长期主持工作并赢得广泛尊重，除了源于他的专业能力，更源于他在多年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全局观与服务大局的牺牲精神。正如他的继任者余秋里所评价的：“富春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对党忠心耿耿，从全局利益出发，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在日常繁重的计划平衡中，各个工业部门、各省市都希望能为自己的项目争取更多的投资与稀缺的物资。李富春常常需要在其中做出艰难抉择。他曾鲜明地指出过，国家计委不是个“分蛋糕”的机构，而是个“看火候”的厨师。全国一盘棋，火候不到，菜就夹生；火候过了，菜就烧焦。为了确保156项重点工程等关乎国家工业骨架的核心项目能顺利推进，他常常要耐心、有时甚至强硬地说服一些部门暂时“让路”或“缓一缓”。这使他常常成为矛盾和不满的“靶子”，但他甘愿承担这份压力，因为“总得有人来当这个‘恶人’，为了全局，值得”。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的担当，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当时，他一方面要坚决推行可能导致大量项目下马、工人失业的调整方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不解和阻力；另一方面又要竭尽全力维持全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必要生产。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协调八方，心力交瘁。即便在后来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冲击时，他首先考虑的依然是工作的延续性和国家经济的稳定，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他对身边人说：“个人的委屈事小，国家经济如果崩了，那就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李富春的这种大局观，同样贯穿于其个人生活，成为他廉洁奉公的人格底色。他平日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衣和布鞋，衣服破了就补补再穿，只有在接待外宾、参加国宴时，才会拿出那套穿了许多年的中山装。他对家人和亲属要求极严，绝不允许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当他的外甥请求李富春帮忙调动工作时，李富春严厉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要把国民党那一套搬到共产党里来”。他守护的，不仅是个人的清誉，更是计划的严肃性与纪律的纯粹性。他身体力行的朴素作风与对亲朋的严格约束，绝非私德小事，而是老一辈革命建设者对手中权力源于人民、必须完全用于建设国家的深刻自觉。

（作者：陈千惠，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