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超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艰难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回望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对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很有意义。

艰难的决策

面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任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野蛮行径，党中央研判形势，做好防范，准备反击美国侵略。然而，作出出兵入朝的决策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

朝鲜战争最初阶段，尽管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但党中央冷静观察局势发展，已经估计到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提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及早做好防范。进入9月，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出重要判断：“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他分析了美军的长处和短处，即“一长三短”。他说，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这些判断和分析为决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在日后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支援的请求。同时，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携带着金日成写给毛泽东的信飞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恳请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各方面正面临严重困难的国家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决策异常艰难。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

10月2日、4日、5日，党中央开了三天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出兵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据聂荣臻回忆，党内的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耐心说服大家。后来毛泽东在同民主人士周世钊、王季范的谈话中曾吐露过当时的想法：千百条和平建设的理由都不能抵住“不能置之不理”六个大字，“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在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临危受命的彭德怀最后发言，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经过慎重讨论，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作出由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

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很多年的胡乔木回忆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为了作出这一决策，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过程。

首战告捷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战役，取得过无数胜利，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国外战场上同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初战能否取胜至关重要。

10月19日黄昏，冷雨霏霏，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同时从安东（今辽宁丹东）、长甸河口、集安（今属吉林）三个口岸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为掩蔽身份，过江的战士们身穿没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标志的军装。他们神色肃然，但内心雄壮，满怀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从这天起，毛泽东便将极大精力集中在朝鲜战场上。他历来重视作战的计划性，更重视作战的灵活性，这些是他从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面对装备精良、咄咄逼人的美军，我军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情，发挥灵活作战的优势。在观察到美军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逼中朝边境的举动后，毛泽东敏锐地作出判断，认为美军未料到我志愿军参战，才会采取东西两路分散冒进的策略，这是麦克阿瑟犯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于是，他迅速根据敌情变化进行作战部署，改变了原定入朝后先组织防御战的计划，转而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立即发起进攻。他指出：“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按照毛泽东的战役部署，彭德怀率领志愿军首先出其不意地打击了向中朝边境冒进的南朝鲜军。10月25日，志愿军在温井附近，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序幕。

紧接着，志愿军又在云山连续击溃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的两个团，迫使敌军狼狈地将主力撤到清川江以南。作战途中，我军主力遇到几位苏联同志，他们问：“你们有飞机吗？”我军回答：“没有。”“有坦克吗？”“没有。”“有大炮吗？”“有一点。”苏联同志听了直摇头，他们不相信这样的装备能与美军抗衡。但就是依靠这样的“简陋”装备，志愿军战士充分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重创了美军不可一世的“王牌”部队。云山大捷意义重大，这是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狠狠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

志愿军初战告捷，结束了第一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经过不分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麦克阿瑟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志愿军在朝鲜站住脚跟，为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彭德怀在总结第一次战役时说：“我们在过江以前，听说敌人是如何厉害，但经过这次战役，使部队认识了敌人战斗力并不强，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

最惨烈的战役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美国在军事失败和国内外压力下，被迫同意进行谈判，但并未放弃侵朝野心，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企图迫使中朝方面屈服。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扭转其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制定“金化攻势”计划，于1952年10月向上甘岭发动攻势。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敌人要夺取五圣山，必须首先夺取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73.7高地。“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夺取五圣山。只要突破这道防线，美军就可以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

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交战双方火力之猛烈，战斗之残酷，反复争夺之频繁，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集中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炮弹190万发、炸弹5000余枚，轮番攻击志愿军阵地。两座高地的土石均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走在上面，像走入土灰里一样，松土没膝。整个高地不仅树木全部炸光，就连根草茎也不剩。

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地面火力、坦克的轮番攻击，坚守上甘岭前沿阵地的志愿军将士，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与敌人顽强战斗，书写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机枪手陈治国在工事被炸毁的情况下，毅然用自己的双肩代替射击台，让副班长射击，直至中弹牺牲。排长孙占元身负重伤，仍顽强地用两挺机枪向敌人扫射，在敌人拥上阵地、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他紧握手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辟通道的黄继光，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烈火焚烧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

连续的阵地争夺战，第45师在大量歼敌的同时，自身伤亡很大。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对第45师师长崔建功下了死命令：守住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崔建功当即表态：“打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下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志愿军将士凭借高昂士气和创造精神，依托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和坚固的防御体系，以“零敲牛皮糖”的战法积少成多，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重创敌军。志愿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胜利，稳固守住了中部防线。这次战役被美国新闻界称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再次令美军认识到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此后，美军再未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

敌人在战场上没有取得胜利，在谈判桌上同样失败了。战争最终以美国侵略者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告结束。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诞生

1950年10月，志愿军炮兵第一师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部队在鸭绿江边的安东市集结待命期间，各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连、营、团层层召开誓师大会。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高昂，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或请战书，其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等话语深深触动了第26团5连的副政治指导员麻扶摇。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出征誓词：“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随军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听到了这首豪迈的出征誓词，认为主题鲜明，战斗性强，适合当时形势，非常鼓舞士气。于是，他在撰写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开头引用了该诗，并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将“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了这篇通讯。

当天，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首诗，被其豪迈气概所感染，迸发出创作热情，马上进行谱曲。周巍峙后来回忆称：“诗的内容没有几句，但字字分量都很重。”他根据中国音协主席、著名音乐理论家吕骥的建议，把诗中的“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把诗的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并以此句作为歌名。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首歌曲。

歌曲发表后，周巍峙看到有的刊物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题进行转发，他觉得“战歌”这个词用得很好，于是修改了歌名。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歌名，再次发表了这首歌曲，由于不知原词作者，署名周巍峙作曲、“志愿军战士”作词。这首歌曲一经发布便广受群众喜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1953年，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开展1949年至1953年间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被评为一等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工作人员几经辗转找到了麻扶摇，这首歌歌词的创作故事才浮出水面。

麻扶摇生前曾说：“战歌是志愿军的歌，是英雄的歌，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无数“最可爱的人”正是唱着这首战歌，气宇轩昂地步入朝鲜战场，击败强敌，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当前，我们更要铭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新征程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信息研究处处长、研究员）

（编辑：梁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