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组织无数青年志士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爱国同胞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壮大，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组织引导：凝聚抗日救国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速占领华北、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1935年6月至7月，《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我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国。10月，日军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发动暴乱；11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在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之际，国民党政府仍坚持“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计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长期笼罩之下，北平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少数幸存党员分散隐蔽到党的外围组织或大中学校坚持斗争。1935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北平重新恢复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继而开展党团和外围组织的重建工作。不久，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六七月间，北平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河北省委恢复联系，并重新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由王健任书记，彭涛负责宣传工作，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此期间，武卫会北平分会团结了包括蒋南翔、姚依林、郭明秋、刘杰在内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年夏秋之交，黄河泛滥，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开展水灾救济活动的同时，指导武卫会北平分会发动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一边以此掩护党的组织，一边将揭露国民党反动腐败与救灾结合起来，动员更多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后，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成立，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纷纷成立分会。北平各校的学生组织，在广泛开展的募捐赈济活动中，逐步凝聚起来。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即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机。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号召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学生中间引发强烈反响。爱国学生纷纷团结起来，呼吁共同抗日。11月1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首倡，清华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北平师范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河北法商学院、北平汇文中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天津汇文中学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诚以国势如斯，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

学联诞生：发出抗日救亡怒吼

为进一步加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1月18日，黄河水灾赈济会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学生、共产党员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姚依林为秘书长，镜湖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邹鲁风为总纠察。此外，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为党团成员，彭涛任党团书记。北平学联的建立，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新起点。

由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进步力量较强的大学学生团体的加入，北平学联成为具有一定号召力的群众团体。同时，北平各校的进步教师团体给予学联以热情支持，学者云集的欧美同学会还为学联提供了聚会地点。

北平学联成立后，各界人士和学联成员提出组织学生请愿游行的动议。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这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于9日发动抗日救国请愿游行。游行前夕，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受组织委托，起草《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这篇宣言在游行当天以传单的形式被广为散发。

9日，北平学联组织北平学生数千人，冲破军警的层层封锁包围，汇合于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6项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青年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当游行队伍经过王府井大街南口，准备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地点外交大楼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使用大刀、皮鞭等袭击游行队伍，打伤数百人，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没有被吓倒，准备着进一步的行动。

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同日，北平学联发出《宣传大纲》，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等口号，强调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北平各大中学校同时发表联合宣言，提出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反对投降外交，要求动员全国抗日，争取救国自由4个具体罢课目标，并组织学生着手建立健全可信赖的组织。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学联立即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16日，北平1万余名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在天桥广场汇合，与市民共同举行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组织民众，共同抗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华北自治。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全国响应：促进民族抗日觉醒

北平学联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爱国同胞的支持响应。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香港的爱国学生开展了募捐与宣传活动，陕西苏区学生联合会发出响应通电，许多地方的工厂举行罢工，上海等地相继建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成燎原之势，掀起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的救国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为下一阶段学生运动的深入指明了前进方向。

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领导北平学联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沿途每到一处，就召开大会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教唱救亡歌曲及演《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戏剧，并帮助当地农民和师生组建抗日救国团体。此外，学生们还深入贫苦农民家中开展调查访贫问苦，了解到农村的租佃关系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着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

1936年2月，为保存骨干力量进行长期斗争，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等8项任务作为先锋队的具体纲领，并创办《民先队报》《解放之路》等机关报加以宣传。先锋队的成员极其广泛，不仅有青年学生、教师，还有工农群众和商人，甚至有部分国民党士兵也受其影响而加入，基本汇聚了社会各界人士，有力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已有6000余名队员，大大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颇有助益。

为了更加切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宗旨，1936年4月，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积极争取各界的援助、合作。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北平学生运动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开始走上联合战线的道路。同时，它大大充实了抗日队伍，为我党储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这些有志之士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或奔赴前线组织服务队等支援抗战，或投笔从戎深入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队，历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者：陈晓璇，单位：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