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独裁政权则忙于发动内战，采取“不抵抗主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密令张学良将军率领东北军撤退关内，拱手将东北大好河山让给敌人，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更是得寸进尺，接着又制造了“一・二八”事件，进攻上海。驻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终因蒋介石的阻挠破坏，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助而被迫撤离上海，致使淞沪之战功亏一篑。

日本侵略者又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炮轰宛平，无端寻衅，大举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至此，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通电，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全国人民迅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各方面的影响催迫下，接受了抗日的主张。于是，神圣的全民抗战开始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民动员起来，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文山志愿兵团就此应运而生。

志愿兵团的诞生

滇军能吃苦耐劳、勇敢善战，不怕死、守纪律，在国民党及其以前的军队中是闻名的，其中以滇南各县从军者尤为突出。因此，云南过去的大小军阀都向滇南各县招兵。1939年初，国民党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委派王佩伦为志愿兵大队长，在广南、富宁、砚山、西畴等县动员青壮年志愿从军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王佩伦在广南旧莫成立志愿兵大队部开展工作，第1集团军司令部派李卓然前来就任志愿兵大队主任，协助王佩伦工作。

王佩伦，广南旧莫人，壮族知识分子，是广富守备司令王春山的大儿子。王春山在世时，同卢汉有间接上下级关系。卢汉知道王佩伦和他父亲在广南一带尤其是壮族群众中有一定声望，所以委任王佩伦为志愿兵大队长。王佩伦接受卢汉的命令以后，便利用亲朋、民族等关系，委派母猪黑（今五珠乡）的孙庆丰为第1营营长，王佩伦的胞弟王佩英（世雄）为第2营营长，那洒甘亮九为第3营营长，六郎城陆修竹为第4营营长，另一个姓陆的为第5营营长，珠琳何配贤为第6营营长。由6个营长再向下联络他们的连、排长，就这样逐次串联组成志愿兵大队。

广南、富宁、砚山、西畴等县各族爱国青壮年，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踊跃报名从军。他们中有城乡知识分子，有教师、学生，也有农民和小商小贩；有的是嫡亲叔侄、同胞兄弟，有的是至亲郎舅、乡里故旧，大家互相宣传影响，鼓励说服，形成了一片从军热潮。至1939年冬末，3000余人从军。

行军路上

1940年，志愿兵大队6个营和由300多名十四五岁少年组成的幼年兵队，从广南出发，经过贵州兴义、兴仁、安顺，到达石板房。第1集团军（30军团改称第1集团军）总部派人来点名检验后，志愿兵大队改称志愿兵团。在石板房休整10多天后前进到贵阳，贵阳市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派代表集中在贵阳城外召开大会，欢迎抗日救亡的云南志愿兵。会上，代表们对云南志愿兵团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并赠送了毛巾、军鞋等慰劳品。在贵阳休整几天后队伍又继续前进，途经黄平、镇远、清溪等地后进入湖南芷江，再过邵阳、衡阳到醴陵，进入江西的宜丰，最后到达目的地江西谭山市。

在行军期间，沿路都是被敌机炸毁的残垣断壁，一片萧条冷落景象。交通要道的公路、铁路，为了防止敌人的快速进攻，已自行分段破坏。湖南的醴陵、浏阳，江西的宜丰、万载、谭山一带，更显凄凉。这一带的男女青壮年，在抗战前大多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去了，只留下中老年人看守家园。一幢幢宽大房屋，无人或少人居住，一片片肥沃土地停耕荒芜。面对这一触目惊心的惨景，志愿兵无不叹息、愤怒，咒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幼年兵队的小战士们在长途行军中，虽然脚上磨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一瘸一拐地走着，但一看到敌机和被炸毁的房屋，就忘记了疲劳和疼痛，情不自禁地唱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听到他们的歌声，更鼓舞志愿兵的抗日斗志。

到达目的地以后

志愿兵团到达江西谭山后，经过短暂休整，第1集团军总部即派人前来宣布：士兵分散补充到第1集团军所属各军、师，其他军官，包括团长王佩伦和6个营长，以及各营的连、排官佐，文职闲杂人员有意愿回乡的，一律发给路证和旅费遣散回家；愿意留下的全部送至浏阳第1集团军军官训练班受训。受训结束后，除秦光明1人由训练班转送陕西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深造外，其余92人调回昆明，由第1集团军后方办事处遣散回乡。

兵凶战危，人尽皆知，但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志愿兵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丢下了自己的家庭和职业，从军卫国。但刚到目的地就有一部分（其中大部分是官佐）被遣散回乡，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使他们壮志空怀，因不能直接参战而深感遗憾。

6个营长中，孙庆丰、甘亮九、何配贤是汉族，王佩英、陆修竹和另一个姓陆的营长是壮族。除王佩英、甘亮九、何配贤是壮年外，孙庆丰、陆修竹等3人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是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比较富裕，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怀有一腔爱国热情的他们，不顾年老体衰、风霜雨雪和长途跋涉的艰辛劳累，把自己多年组织起来的全营志愿兵亲人、孩子们，顺利完整地护送到抗日前线，达到了报国的目的。

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志愿兵团在谭山以连为单位，列队移交给第1集团军所属各军、师。临行时，官兵们互相道别，安慰鼓励，但没有人说出一句后悔懊丧的话，仍保持志愿兵的自豪感，表现出激昂慷慨的神情。接收人员也尊重志愿兵，给予热情鼓励，还说：“不论老兵新兵，都是云南的老乡，都是在抗日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志愿兵就这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从此，他们离别故土，有的甚至永远长眠于异乡。

富宁地区从军的人，只有县城到田蓬接近广南边境这一线。秦光玉邀请县城的卢凌清、谢名修、陈南彬，菱角塘的吴灿云，木伦的罗秀芬，田蓬千槽子的谢焕章等城乡知识分子，在这一带成立了1个连。全连130多人全部到达前线，除遣送回乡的外，其余都投入了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在东北起义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除此之外只有少部分人回到故乡，多数都为国捐躯，埋骨异乡。

在抗战过程中，像广南、富宁、砚山、西畴等县有几千名爱国青壮年志愿从军、为国牺牲，这在云南地区极为罕见。这是开广地区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光荣，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文山志愿兵团的热血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华抗战的历史丰碑之上，他们的英勇事迹将被代代传颂，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来源：中共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