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心归延安

——延安作风是兴国之光中国希望

周  鑫

作风，简言之就是做事的风格。它的表现可以很小，小到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它的作用也能很大，大到塑造形象力量，决定人心向背。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棋局中，延安——这座陕北高原的偏隅小城，之所以能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不是因为这里地沃水美，而在于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军队从南昌城头、长征路上一路走来形成的好作风、好传统，如同不竭的力量之源，支撑着这座中国革命的灯塔，在抗战的漫漫长夜中放射出无比耀眼的真理光芒。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40年秋，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著名论断。几年后，历史的发展如他所预判，中国共产党由延安走向西柏坡，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思考新征程上如何赓续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时，不禁会问：当年，延安作风为什么会打败西安作风？延安作风为什么会成为兴国之光、中国希望？

历史无言，但总会在细节处给出答案。走进时间的长河，不难发现，时空的巧合早已决定了历史的必然。

一

1933年11月14日。

这一天，由蒋介石直接掌握的国民党调查研究幕僚机构——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粉墨登场。然而好景不长，这个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试图以严格调查、设计、审计来“改进各省的党务、政治、军事”的高级智囊机构，存在了仅一年多时间，就以“人员急功自见，好出主张者多，平情虚心肯研究者少”等为由被撤销。

也就在那时，毛泽东第7次来到兴国开展调查研究。从1929年第一次到此调研并制定《兴国土地法》，到这一回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调查总结“模范兴国”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写就《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典范之作，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有生命力。

注重联系实际，反对空谈，这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两军都高度认识到的问题，但为何却走上了迥异之路？

因为共产党人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所讲的“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的根本立场；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所描述的那样深入佃户家里，搞清包括食粮、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和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的“解剖麻雀”的严谨作风；有《寻乌调查》中所列举的组织杂货店主、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等各类人等大规模系统调查的方式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下马看花”，而绝不能做“老爷式的调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的理论建设和群众路线、民主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作为深入群众、改进作风的过程，而不是只凭书本上的知识、凭自己脑子所想象的东西来设定方案。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从此，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下来。

离开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就丢掉了制胜的法宝，再宏伟的目标也会成为空谈。伟大理论成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来自调查研究。为了扫除顽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一切沉疴痼疾，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由此，全党全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实践求真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小小的窑洞灯火，照亮了在血与火中鏖战的万里江山。正是牢牢抓住了调查研究这个有力支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中去问计请教，到实践的第一线去寻求答案，在延安窑洞里写就的《论持久战》等一篇篇光辉著作，才能够冲破迷雾，指导中国抗战走向光明前景；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上那一个个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法，才能够得心应手，“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二

1938年11月11日。

这一天，由鄂入湘的日军，攻占了湖南岳阳。远在长沙的国民党守军，未战先乱，放火烧城。这场大火让长沙这座两千余年的历史名城毁于一旦，两万名无辜百姓命丧黄泉。

几天后，日军开始把轰炸重点目标转向敌后抗战指挥中心——延安。日军先后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00余枚。一番狂轰滥炸过后，日军发现投下的炸弹几乎是换来一场空，只得悻悻而归。

日本侵略者哀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尽气力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为何经历如此轰炸，延安街头依旧生机勃勃，窑洞里发出的电报仍然持续不断？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来都视人民为“土地”，懂得“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的道理，“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在延安接受采访时，朱德同志这样对记者说。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只见公仆不见官”。

“拿起扫帚放下枪，扛起扁担挑满缸。打仗回来地里忙，百姓有病跑药房。不拿针来不拿线，村口树下睡得香……”当年，八路军把老百姓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爱民作风被老区人民广为传唱。正因如此，才上演了420万沂蒙儿女，120万人支前、20万人参军、10万将士血洒疆场的感人至深一幕。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依靠人民群众，不是一句美丽动听的政治口号，而是战略思想。”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人民患难与共、血肉相连，把人民视为父母靠山和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抗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壮大发展，完全地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这是我们党在抗战中赢得胜利、赢得发展的重要经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无论我们的力量发展有多大、路走得有多远，根都要永远扎在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

三

1940年5月31日。

这一天，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来到延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窑洞前，毛泽东热情邀请陈嘉庚一起吃饭。对于这顿饭，陈嘉庚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于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布”。吃的更是简单，几个粗瓷碗里，是毛泽东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做成的菜，唯一的荤菜是一道鸡汤，还是一位邻居大娘因为陈嘉庚的到来特意送来的。

两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也接待了陈嘉庚。气派的饭桌上，摆满各种山珍海味，一顿饭就花费800大洋。为了招待陈嘉庚一行人，国民党列支了高达8万元的宴请费用。这项开支，在当时足以买下800头耕牛。

延安与重庆，两地对比鲜明的见闻，让陈嘉庚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仅是陈嘉庚一个人的认识，也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的选择。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延安是天下归心的地方，是抗战时期广大进步青年历尽千难万险也要奔赴的革命圣地。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冒着抗战的烽火，不远万里去往延安，途中他不幸染病，倒在了距离宝塔山约20公里的地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还指着延安的方向。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抗战时期，每天都有大批青年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人。

在延安，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晚年回忆当时的感受：“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在延安，毛泽东概括了当时的“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

在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看到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成的背心……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感慨：中国共产党身上蕴藏着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兴国之光”。

四

1945年6月11日。

这一天，共产党的七大胜利闭幕。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因而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永载史册。

这一天，国民党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常委举行了首次会议，急迫操纵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原本想达到消除派系之争、巩固政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目的的国民党六大，结果党内复杂派系斗争，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哀叹：“念此次大会竞选中委情形之恶劣，甚为本党耻之，亦为本党前途忧之。”

相比之下，我们党拥有消除分歧、增强团结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延安整风运动中，刚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田家英，被大家批评有骄傲自满、自由散漫的毛病，他难受得晚饭都没吃，在炕上蒙着头边哭边检讨。像这样“红红脸、出出汗”的例子在当时成为了常态。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40多天、5次会议中，有20多人先后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三番五次向自己“开炮”，诚恳检讨。博古直至党的七大上还在面向全党进行自我批评，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拥护者。

在抗战胜利前夜，朱德曾说：“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在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

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我们党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开展真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全体党员收获了对革命火一般的热情、对同志无保留的真诚、对纪律无条件的遵守，“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大大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五

延安作风伴随着共产党人一路走来，走过了革命战争年代，走过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先辈们传承和发扬延安作风，交上了优异答卷；今天，我们要继续落笔答卷，书写新的辉煌。新征程上，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纵深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根基，是在新时代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出台了包括中央八项规定、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雷霆之势严纠“四风”，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新时代传承发扬延安作风，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作风，立足实际真抓实干；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命精神纠治顽瘴痼疾，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以批评促团结；进一步坚定遵规守纪的自觉性，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注重以上率下，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

滴水可见太阳。作风问题不是小事，但必须从小事抓起。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实做到严于律己、防微杜渐。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在破立并举、标本兼治上下功夫。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传承和发扬延安作风，就要像当年我党我军的革命先辈那样，在常抓、长抓上下功夫。既要有常抓的韧劲，不断审视自己，及时消除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也要有长抓的耐心，扭住不放，持之以恒，让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机制行之有效，把包括延安作风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