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我国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895—1944）离开我们已有80余载。可他的身影总能穿越时间，闪耀着精神力量。

最近大热的“citywalk”（城市漫步）中，不少上海年轻人将邹韬奋故居和纪念馆标记成了热门打卡点，到现场感受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提笔奋斗的过往。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以他的“真正的随遇而安是积极的……如此便能从中寻得乐趣，身心也能寻得栖息之所”自勉，更有人挥毫泼墨，跃然纸上的正是他的抗战诗“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回望百年岁月，正是国家风雨飘摇之际，邹韬奋以笔为刀，不懈战斗。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年仅27岁的他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开设“小言论”“读者信箱”等特色栏目，倡导“竭诚为读者服务”——《生活》周刊之所以从原来一份发行量只有2800多份的内部刊物，变成后来最高发行量达到15.5万份的大众刊物，就是与韬奋先生的办刊理念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邹韬奋的笔锋愈加犀利，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风格迅速改变，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号召全国人民共御外敌，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邹韬奋出版《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临时特刊”，7月，成立“生活书店”，由他任经理，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因敢写、敢说、敢做，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被迫流亡。他自述：“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1935年流亡回国，邹韬奋依旧奋战在新闻出版的最前线。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其他领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他坚持“在这抗战的时期，笔杆应该和枪杆联系起来，文化食粮的供应应该和军火的供应配合起来”。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将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

邹韬奋生前曾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愿望。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邹韬奋的迫害，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他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

病中，他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请求。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周恩来曾高度评价邹韬奋：“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硝烟已散，墨香犹存。如今，位于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54号的韬奋故居和隔壁53号的韬奋纪念馆，那些珍贵的手稿、报刊、著作，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传递着一位爱国者的情怀。（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裴龙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