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是在各种“骂声”中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后，亦长期承受国际敌对势力的抹黑和污蔑。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挨骂”问题，毛泽东作出了重要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他认为，凡是先进和革命的事物总是要“挨骂”；国际上真正反华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管好自己，就不怕别人反华。这些思想和做法，蕴藏着哲学的智慧，闪耀着时代的辉光。今日回望，仍历久弥新。

战略自信，先进和革命的东西“总是要挨骂”

马克思主义自问世起，就被冠以“幽灵”的称号，《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写道，“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如同马克思主义向来在责难与斗争中实现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是在各种“骂声”中成长壮大，“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应对“挨骂”，毛泽东首先区分了人民内部的批评与敌对势力的恶意诋毁两种不同性质的“骂”，指出，“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针对来自反动势力的诋毁性质的“骂”，毛泽东进行了深入分析考察。

先进事物总是要“挨骂”。毛泽东指出，从古至今，“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即便“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事物发展皆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新事物的发展必然要经历曲折的历程，但是，不能因为新事物不被看好、遭受责难，就否认它的先进性质。真理一开始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指出，“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被帝国主义骂，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先进的。应对“挨骂”，毛泽东展现出高度的战略自信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认为只要坚持真理，符合人民利益，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敌人越“骂”，就越是“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

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平息西藏的武装叛乱，在中印边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此时，逢中苏关系交恶，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掀起攻击谩骂的反华合唱。毛泽东视若等闲，他在1959年9月《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写道，“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明确说，“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同年，毛泽东也写下了多首读报诗，其中，“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遍寻全球侵略者，唯余此处一孤家”等词句流传颇广，展现出革命伟人的胆略。

团结多数，“反华的只是极少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有着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他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日内瓦会议的经验时说，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次月，他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当被问及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表示“让我们做朋友吧”。他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关联。他在1954年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为什么一些国家要跟着美国走，而另一些国家不一定跟随美国，就是因为前者“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而另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对于具体的反华政治人物，毛泽东也洞察到，一些人的立场会变化，在下台之前激烈反华，但是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原因在于，“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这说明，“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就此提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方针。他看到，“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提出要广泛做中间地带和周边国家的工作，即使是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凡是有可能的，也要进行工作。“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总要分化的”。

毛泽东还对反华力量的组成进行剖析，他提出，真正反华的只是少数人。1960年2月，中国政府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达卡与印度新德里组织参加了两场工农业展览会，中国展馆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度新德里写下名为《盛会难忘，友谊永存——记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的通讯，记录了中国馆在81天内迎来了三百余万民众争相观展的盛大场面。毛泽东看到相关材料后作了长篇批语，指出，“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后来，毛泽东明确说，“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自信自强，“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

毛泽东指出，敌对势力的反华有间歇性特点，间歇长短与中国的发展水平有关，关键“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国际国内关系，我们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他我们一万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他提出，要将骂声转化为激励团结与实干的动力，专注发展。“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同时，实在的建设成就更具说服力，也是对敌人的“骂声”最好的反击，“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

如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所阐释的道理，毛泽东不仅重视综合国力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在精神上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和武装。他主张给干部群众“种牛痘”，通过直面舆论斗争的社会实践，促进正确思想的形成。1956年底，毛泽东批示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要求公开报道帝国主义“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他提出，“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这样做“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

（摘编自《党史博采》2025年第1期徐皇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