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应坤 冯丽华

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1]28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党性是政绩观的核心与灵魂，政绩观是党性的检验标准与外在体现。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前，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性与政绩观的逻辑关系

（一）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根本方向

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体现为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党性是“根”是“源”，政绩观是“叶”是“流”。党性与政绩观的这种关系，深刻意蕴在于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性的强度，决定了政绩观的质量。习近平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1]28这从逻辑上强调了党性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党性坚定，政绩观便会指向“为民造福”；党性弱化，政绩观就会发生错位，滑向“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习近平深刻揭示了这一机理：“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大家一定要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1]28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党性不强、私心太重。

“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强调的是党性的本源性地位。党性犹如树木的根系，决定着政绩观这一枝叶的生长方向与健康状态；党性又似源头活水，塑造着政绩观这一水流的方向与清浊。“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就揭示了这一道理。“固本培元”与“枝繁叶茂”的辩证关系，正是党性决定政绩观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治理政绩观偏差，不能只从表象入手，而要从根源发力，从加强党性修养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党性确立价值理性，政绩观提供工具理性

党性与政绩观体现了尺与度的关系。“尺”是党性的价值基准与评判标尺，它规定了何为正确、何为偏差的根本标准；“度”是政绩观在实践中的分寸把握与行动限度，它决定了在既定价值框架内如何合理作为、如何避免越界。习近平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1]18此论断揭示了党性的“尺度”功能是公与私的分野，是衡量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根本标尺。

由此延伸，党性与政绩观的关系，本质上构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党性解决的是“为何做”的价值理性问题，即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政绩观则侧重于解决“如何做”的工具理性问题，即在正确立场指引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工作方法。党性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这一要求解决的是价值理性问题，即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而政绩观则是在这一价值理性规约下的工具理性，选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创造政绩、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政绩。党员干部既要积极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更要甘于深耕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工作。这是对政绩观工具理性层面的具体要求。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意味着手段服从目的、方法服务宗旨。习近平批评了一些背离这一统一性的现象：“有的干部干事热情很高，但缺乏科学精神、求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业绩，反而带来了一堆问题。”[1]105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脱节。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因为方法不当，结果适得其反。同样，如若背离了为民造福的价值理性，政绩实际上就成了“政疾”。习近平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1]70这些关系的处理，本质上是在价值理性规约下的工具理性选择。只有在党性确立的价值理性框架内，政绩观的工具理性才能发挥正确作用；离开了正确价值理性的规约，再精巧的工具理性也会偏离正确方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党性与政绩观关系的深层逻辑。

（三）党性修养内化于心、政绩实践外化于行

党性与政绩观体现为知与行的关系。“知”表现为内化于心，“行”表现为外化于行，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形。党性修养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即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灵魂；政绩实践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即将内在的党性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成效。习近平对此有深刻论述：“特别是要把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1]30这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正是对党性修养与政绩实践关系的精辟概括。“内化于心”，强调的是党性的内在性。党性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心的认同；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1]25“外化于行”，强调的是党性的实践性。党性不能停留在思想层面，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1]27这里的“立身做事”“办老实事”“做老实人”，都是“外化”的具体要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辩证过程。政绩观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政绩实践不仅是被动“体现”党性的外在表征，更能主动“反哺”党性本身。正确的政绩观引领下的实践，能持续巩固和提升内在党性修养；反之，错误的政绩观驱动下的行为，则会不断侵蚀乃至瓦解党性根基。由此，内化于心为外化于行提供价值定向，外化于行又为内化于心提供实践校验，二者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最终构成党性修养与政绩实践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统一。

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

（一）思想铸魂拧紧“总开关”

思想铸魂是从价值根基上拧紧政绩观“总开关”的前提，其核心在于以理论武装确立理想信念、以党性原则校准政绩方向，推动正确政绩观从外在规约转化为内生自觉。习近平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1]22“总开关”就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总开关”失灵，所有行为都会偏离方向。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中锻造的政治品格，必须依靠系统深入的理论武装持续淬炼、不断升华。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1]26-27这为思想铸魂指明了方法路径，一是深学理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二是融会贯通，领会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三是联系实际，把理论武装同改造主观世界、指导具体工作结合起来。

从实践要求看，思想铸魂要着力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价值层面，要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根本价值遵循，从根本上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课题。认知层面，要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正与邪的关系，做到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情感层面，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群众的感情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感同身受上。习近平指出：“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1]36思想铸魂的最终目的，是让正确政绩观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二）检视整改打磨党性成色

检视整改就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经常性政治体检，在党性淬炼中不断纠正政绩观，实现自我净化与政绩校准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7]这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阳明的思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揭示了自我修养、自我检视的内涵和要求。

检视整改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8]这种自我革命精神，要求党员干部经常性地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党中央要求、对照群众期盼，查找自身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

从方法路径看，检视整改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找准问题。当前需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重短期轻长远”“重局部轻全局”等典型表现，是否存在急功近利、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漠视群众急难愁盼等背离党性原则的倾向。二是深挖根源。检视不能停留在问题表面，要从党性高度深挖细查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思想根源、制度成因和作风症结。检视整改必须上升到党性层面，找到问题的“病灶”。三是切实整改。整改要见人见事见思想，不能“认认真真走过场”。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检视整改不是一时之功，而是要常态化、制度化，时刻保持“检身若不及”的清醒自觉。

（三）实干担当锻造真金

实干担当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和党性修养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9]习近平反复强调：“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1]94这告诉我们党性不是说的，而是做的；政绩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1]129脱离实践，党性修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脱离实干，政绩观就会流于空谈。实干担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真干”是对“实干”在质上的要求，并非“假干”“虚干”。

从实践要求看，实干担当要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实与虚的关系。习近平要求“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1]55。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可持续的业绩，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二是显与潜的关系。习近平要求“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反对竭泽而渔、劳民伤财”[1]55。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三是个与群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10]这体现了担当与群众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勇于挑重担、啃硬骨头，以“个体”的担当激发“群体”的奋斗热情；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善于把群众的智慧、经验和诉求汇聚成科学决策的源头活水。

实干不是蛮干，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从精神状态看，实干担当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习近平讲述自己在福建推动林权制度改革的经历时提到：“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1]102-103这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正是党性坚强的生动体现。

（四）制度约束用好“指挥棒”

制度约束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刚性保障。考核评价制度具有导向功能和激励约束作用。习近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1]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靠思想教育来引导，也要靠制度约束来保障。思想教育解决的是“不想”的问题，制度约束解决的是“不能”和“不敢”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制度设计看，考核评价体系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习近平要求“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1]121。要坚决摒弃“唯GDP论”，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于考核全过程。二是科学性原则。习近平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要强化分类考核，对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不同的地区在考核内容上要区别对待”。[1]129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干部，考核标准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岗施策。三是激励性原则。习近平强调，“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要及时大胆用起来”，“对不作为的干部，坚决果断调下去”。[1]131要让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从配套机制看，制度约束还需要三个支撑，即监督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和离任审计制度。习近平提出“三个区分开”，把先行先试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把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与明令禁止后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把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谋取私利的违法行为区分开，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同时“离任要审计、终身要负责”，防止“拍拍屁股走人，官一路升上去”的现象。制度约束的根本目的，是让正确政绩观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实现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12党性不是凝固的教条，而是扎根实践、与时俱进的政治价值操作系统；政绩观不是孤立的考核指标，而是党性在治理场域中的具象投射与行动刻度。从建党百余年的历程看，党性与政绩观的内在统一，始终是贯穿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及治国理政的全部逻辑主线；向民族复兴未来眺望，二者关系的深刻把握，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成色。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干事创业，本质上是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党性纯度的综合反映。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在党性修养和政绩观实践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篇章。

（本文为节选）

作者简介：察应坤(1979—)，男，山东鄄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通信作者：冯丽华(1985—)，女，山东临沂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