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1945年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隆重举行。随军记者朱启平看到，签字完毕那一刻，时间正是9点18分。

从“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日子，到9月2日抗战胜利的伟大时刻，两个“9·18”跨越14年时空遥相呼应，起于9月18日，止于9点18分。英勇悲壮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9月3日，全国军民与世界人民一道欢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中领悟到：读懂了抗战伟大胜利，就读懂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仁丹广告指路败给竖版看世界

地图上的较量

从战火纷飞的国土沦陷，到和平发展的民族复兴，中国走过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与辉煌

“闭置空斋清夜徂，时闻水鸟暗相呼。胡尘漫漫连淮颍，泪尽灯前看地图。”这是多么令人伤怀的一幕：寂静的深夜，南宋诗人陆游观看摩挲淮上地图，联想淮河一带被金兵占领，胡尘弥漫，不禁潸然泪下。

说不尽的地图往事，道不完的国仇家恨。

历史的相似一幕又在重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奋起反抗，却因装备落后而节节败退。人们慢慢发现：每次打仗的时候，日寇对于中国每一座县城的城门、关隘等军事要塞似乎都非常熟悉，就好像有人一直在给他们指路一样。

有关方面很快查清，张贴在每一座被攻克县城的日本广告画，实际上就是精密的“指路工具”。其中人物胡须的朝向、嘴角的弧度，都暗藏着道路、地形等军事信息，成为日军对华作战的“秘密地图”。

其来有自。早在1928年10月，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高才生、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东北平原一望无际的大豆和高粱惊呆了，到中国不满一年就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他都逐一理出头绪，写成《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上报，赢得裕仁天皇赞叹，并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

何止一个石原莞尔！战前大量涌入中国土地的日本商人、学生、各色人等大都研究中国地形，搜集中国资料。

反观我们自己，尽管《孙子兵法》首创“六地论”，《吴子兵法》实现了地形与战术的结合，《纪效新书》完成了地形的实战化创新，然而战术的精细不能代替战略的缺失，眼前的利益没能兼顾长远的发展。

小人物姚文栋的经历和遭遇，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1884年，他作为清政府出使日本的随员、试用通判，访日期间发现，由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已经成了小学课本，惊愕之余悄悄带回国内译为中文，梦想有朝一日供中国军队征服日本之用。后世学者慨叹：如果当年清政府重用这个试用通判，说不定大清国就不会被攻打、被侵略了。

日本和中国，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一个磨刀霍霍，精心准备；一个麻木不仁，毫无觉察。

这也就不难理解，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作战地图为何大多从日寇手中缴获而来，当时缴获的日军地图竟可覆盖整个中国领土。2005年，80岁的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说，湖南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能在日军地图里找到，“日军绘制的中国地图，那样精密、详尽、准确、清晰，看得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抗战初期武汉会战时，日军使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华中中部地区地图，大部分是侵华日军战犯、百团大战后调任华北最高司令长官的冈村宁次秘密搞来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俱往矣！2014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郝晓光主持编制的竖版世界地图获准出版，它不像传统横版地图那样东西方向展开，而以南北方向呈现世界全貌，更客观地反映全球地理格局。

美国人丹尼斯·伍德在《地图的力量》一书中说过：“地图使过去和未来现形。”按照竖版世界地图重新审视二战主战场兵力对比态势，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苏联著名将领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感慨：“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兵燹之灾。二战战火燃遍4大洲2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被卷入战火，军民伤亡7000余万人，财产损失4万多亿美元。

毛泽东在二战尚未全面爆发前高瞻远瞩地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歼敌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二战后，中国加入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300多个国际多边条约，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新时代以来，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努力“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1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从中直接受益，这是一个度尽劫波的国家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

跪拜关公的无奈与打过鬼子的都算

老兵的哭泣

当“一带一路”连接欧亚大陆，当中国原创突破技术封锁⋯⋯一个曾用眼泪浸泡过的民族，终将以自信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1938年6月日军攻陷徐州，直逼郑州。铁锹和炸药落下，黄河大堤瞬间决口，以水代兵，阻滞日军西进。爆炸前，工兵营士兵跪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对着关帝庙磕头。带队老兵颤抖的哭喊声中伴着几多无奈：“关老爷啊，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我们当兵的打不赢，只好炸了河堤⋯⋯”浑浊的黄河水咆哮着冲出堤岸，数天之内吞噬了豫皖苏3省44县，导致80余万人溺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历史的答案有时苍白无力。没人能够回答，“王师”难孚众望的时候，百姓的苦涩泪水又能怎样？

回望抗战，谁都不否认，淞沪会战极其壮烈，参战军民以25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毙伤9万日军，一举粉碎了日本3个月亡我中华的痴人说梦。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初战一仗，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即被打残，由此导致首府南京陷落，3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惨遭涂炭。抗战中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张爱萍将军回忆说：“可以看清楚了，依靠国民党抗战，没有希望！”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幸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

“历史不会记录每个人的哭声，但那些哭声塑造了历史。”说这话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中国抗战还说过一句话，“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花园口老兵的哭声，穿越76载时空，被赋予另一种痛彻心扉的反思。2014年，广西山区。老兵关怀志愿者推开一扇斑驳的木门，见到一位佝偻着背脊的老人。志愿者问：“您当年打过日本鬼子吗？”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下去：“打过⋯⋯可我是‘国军’⋯⋯”志愿者紧紧握住他的手：“凡是打过鬼子的，都算！”老人愣了几秒，突然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他们的眼泪，是民族的伤口。每一位哭泣的老兵，都是抗战史上最沉重的注脚。

一张侵华日军拍摄的照片，明确写着“支那军队袭击阳明堡机场战死之勇士”。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团长陈锡联率部隐蔽突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经过１个多小时激战歼敌100余人，击毁日机24架。我方牺牲官兵30余人，照片上是5名未来得及抢运的牺牲战士的遗体。北方10月已天凉，他们穿上了冬装，但其中一人脚上竟然穿着草鞋——前不久，一位健在的抗战老八路看到这张照片后顿时失声痛哭，连连摇头和摆手：“当年太不容易了！”

1941年8月中旬的一天，19岁的抗战女战士单独执行任务回来，肩上多了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连长要为她立功，她却大哭起来：“枪是我爹爹的，我把他打死了！”原来，她的爹爹参加了伪军。

淞沪会战，桂军6个师整团整师战死。活下来的人说：“我们不怕死，只怕死了没人记得！”

台儿庄战役，川军王铭章师死守滕县，全师殉国。战前，士兵们把遗书塞进鞋底，希望有人帮忙带回老家。

中国远征军，10万将士埋骨缅北野人山。一位幸存老兵晚年喃喃自语：“我的弟兄们还在山里⋯⋯他们冷啊！”

这些抗战军人，有的属于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属于国民党军，不管流血牺牲，还是大义灭亲，都令人肃然起敬。抗战胜利数十年之后，我们终于说出了一句久违的“都算”！

这一声“都算”来自官方最权威的认可。2005年9月3日，在我们的官方文本中，第一次出现了“正面战场”的提法——“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当时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将国民党置于共产党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老兵的眼泪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一个民族从麻木到觉醒、从屈辱到崛起的缩影。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破碎的家庭和未完成的青春梦想。抗战初期中国“器不如人”，只能用血肉之躯抵挡钢铁洪流。

不忘国耻，兴我中华。今天的中国航母下海、北斗组网，正是对历史的最好回答。今天的中国终于有底气对每一位卫国者说：“祖国不会忘记！”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抗战胜利日阅兵式上，由300余名抗战老兵、英烈子女、抗战支前模范组成的2个乘车方队行进在受阅方队最前面，接受祖国和人民的致敬。

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些哭泣的老兵，用一生等来了民族深情的尊重与微笑。老兵的眼泪，浇灌了盛世的中国。

难忘那句“还有中国吗”的锥心之问

人心是最大的根据地

读懂抗战伟大胜利，就能读懂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密码——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这一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八路军、新四军发表《讨汪救国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抗战到底；日军发起大“扫荡”，推行极其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皖东抗日根据地、鲁南抗日根据地相继展开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爆发，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这一年，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由杨靖宇带领顽强奋战在抗日一线。上山砍柴的赵廷喜等村民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全是冻疮，就劝说：“投降吧，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他们哪知道，杨靖宇如果投降，不但可以不死，还能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杨靖宇长叹一声：“老乡，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描述：“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从来不投降的中国共产党，带动了更多普通百姓积极主动抗日。

一位父亲，送给参军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一个大大的“死”字，四周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他叫王者成，儿子叫王建堂。

一位母亲，儿子未满3岁就被派往东北抗日，只留下一张合影。1936年8月2日在被日寇押往珠河的火车上，她给儿子写信：“母亲和你生前时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她叫赵一曼，儿子叫陈掖贤。

一位妻子，丈夫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生。结婚两年全面抗战爆发，丈夫赶赴前线，之后杳无音讯。77年后，她终于找到丈夫的下落，原来分别不久他就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她叫张淑英，她的丈夫叫钟崇鑫。

放眼整个抗战期间，“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有分，守土有责。

在台湾，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抗日首领丘逢甲写下“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泣血诗句。从刘永福的黑旗军到简大狮的义军，从雾社起义的莫那·鲁道到“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抗日烽火从未熄灭。在被割让的国土上，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版图的完整首先在于人心的完整。

在海南岛，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艰苦斗争中，创造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奇迹。

在延安，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连饱饭都吃不上，却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怒吼。

在重庆，张自忠将军写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的绝笔信后，以身殉国。

⋯⋯

这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举动背后，是一个民族集体觉醒的宏大叙事——当四万万同胞的心成为抗战的堡垒，任何侵略者都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1年，中共冀南区三分区创办报纸，徐向前一番话启发了大家：“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引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怎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三分区党委机关报，由此取名《人山报》。

回望伟大的抗日战争，两个根据地值得永远铭记。

一个是地盘上的根据地。根据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和朱德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的表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即根据地），涵盖辽宁、热河、山西、山东、江苏等多省区域。到1945年，随着根据地扩大，人口增长至近1亿人，覆盖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

一个是人心的根据地。地盘上的根据地，说到底是靠赢得人心换来的。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抗日军人优待条例》，第一条明确优待对象是凡参加抗日战争将士和家属。第三条规定抗日军人在服役期间可免纳特区的一切捐税。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规定公有土地、房屋、物品等出卖或者租赁、借用时，军属具有优先权，同时提出精神上予以优待，提高军属的政治地位。

桑塔亚说过：“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202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抗战精神名列其中，被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回望烽火岁月，人们蓦然发现，最珍贵的遗产不是某个具体的战术胜利，而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展现的精神高度：只要人心不垮，国家就不会亡；只要精神不倒，民族就永远有希望。

纪念碑浮雕与238块石头的见证

开满鲜花的碉堡

“纸寿千年，石寿万载。”比文字和石头传承更久远的是人心、是民俗，是对和平的赞美与向往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当年9月30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首个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建筑是缓慢的叙事艺术，每一代人都在续写篇章。”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更理解了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这句话。

纪念碑共镌刻着170多位人物形象，其中一组浮雕描绘了一位母亲送子上战场的情景。她先后把丈夫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前线，他们全部壮烈牺牲。她叫邓玉芬，北京密云县张家坟村人，牺牲的丈夫和儿子分别叫任宗武、任永全、任永水、任永合、任永安、任永恩。碑文中说：“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其中包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人民英雄，当然也包括邓玉芬的丈夫和5个儿子。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敌人窥觊我之祸心。早在战时，日本就在宫崎县西北60米高的丘陵之上，兴建了暴露其野心的“日本第一高塔”——八纮一宇塔。但凡知道了塔基石头，是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发动在亚洲各地的军队“捐献”、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珍贵石材就不难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包藏祸心之深。在372块塔基石头中，1块来自库页岛，123块来自朝鲜，来自中国的有238块，占64%。

“八纮”源于中国古籍《列子·汤问》，“一宇”指一个屋子或一个宇宙，“八纮一宇”意为“天下一家”。可惜，好经被侵略者念歪了，“八纮一宇”成为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词和借口。

事实远不止此。由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可见一斑：第一步攻占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灭亡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后来，在石原莞尔的设想中，由7个总督统治中国，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或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而中国人则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

238块石头见证了中国惨遭蹂躏的耻辱。不敢想象，抗战一旦失败，中国“国将不国”的悲惨下场，中国人将永远沦为替侵略者服务的下等人。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庆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看淡个人生死“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充满坚定信念“我死国生，我死犹荣”，人人行动起来“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更庆幸的是，后来者有人“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建川博物馆馆长、军转干部樊建川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他主导兴建、位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一座新馆——日本侵华罪行馆正式对外开放。

日本侵华罪行馆建筑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最大特色和突出亮点是让侵略者“自证其罪”，以近1万件日军侵华物证、400余幅图片、10件（套）国家一级文物，通过编年史的形式佐证从1931年至1945年间日军侵华罪行。它与此前陆续建成并开放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一起，共同构成了抗战博物馆聚落八个展馆。而今，这八座抗战博物馆共陈列国家一级文物数百件（套）。

这大概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重达30吨。他在天津发现后，立刻高价买下。碉堡太大，大卸19块运回四川，运输耗资数万元。当千辛万苦把碉堡运进成都大邑的院子时，“轰”的一声撞倒了一根门柱⋯⋯险些砸出人命。人们摇头感叹：“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后来，樊建川和同事们将碉堡拼接还原，并在缝隙中栽满灿烂的花草，摆放在博物馆大门口正中。“日本人用战争的头盔做水壶，中国人用战争的碉堡做花坛！”樊建川对自己的创意非常自豪。花开有意，和平长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人们欣喜地发现，碉堡的缝隙中开满了鲜花。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抗战精神的民间传播与2019年7月24日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主旨不谋而合。白皮书首次把“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

在山东临沂市临沭县朱村，那个特殊年俗令人感动：头碗饺子敬给抗日英烈。它源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路军某部“钢八连”奋勇应战，以牺牲24名战士的代价换来全村平安。

（来源：《中华魂》杂志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