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宣传抗日。图片由作者提供

【抗战中的百年巨匠】

1935年12月，教育家陶行知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2月，组织国难教育社，用歌曲宣传抗日救亡。在《大众歌曲与大众歌唱团》一文中，陶行知开宗明义地指出：“大众的歌曲是大众的心灵的呼声，它是用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到大众的心里去”，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大众共同创造起来的”；中国正在进行空前的民族解放的伟大战斗，“自然而然的会跑出最伟大的战斗的音乐与战斗的诗歌”。陶行知提出大众歌曲的三条艺术标准：一要意识前进，即思想进步；二要歌谱有精神，即音乐雄壮有力；三要歌词不违背大众语，即通俗易懂。

陶行知还将当时流行的爱情歌曲《毛毛雨》的歌词改为“小亲亲，他要你的金；小亲亲，他要你的银；小亲亲，还要你的心”，并在美国旧金山募捐演讲时现场演唱。在他看来，“《毛毛雨》在抗战时代是退伍了，但我只改了三个字，对三藩市（旧金山市）露天晚会数千华侨唱出祖国的要求，便成了有力的号召”（《对三藩市侨胞唱中国的要求》）。

1936年7月至1938年9月，陶行知作为国民外交使节赴海外进行抗日宣传和文化交流。在备忘录中，他详细记载了用音乐进行抗战宣传的情况，如在温哥华组织华侨歌咏团，教海外华人华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和他创编的《锄头舞歌》《镰刀舞歌》《凤阳歌》《新安旅行团团歌》等，用拉丁化新文字记写《凤阳花鼓》《苏武牧羊》《小白菜》《真神赞》《大哉孔子》《中秋闺怨》《板桥道情》等中国传统音乐的歌词与节奏。1938年7月26日，陶行知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表示欢迎，陶行知遂赋诗一首：“巍巍金字塔，滚滚尼罗河。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

同年8月，陶行知乘船归国途中，在甲板上看到一个4岁法国小女孩随着不同的乐曲跳出或悲或喜的舞姿，这使他想到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有多少具有特殊才能的抗战难童，个人天赋得不到培育而枯萎夭折。9月1日，陶行知在香港发表“回国三愿”，其中之一便是创办难童学校，选拔有特殊才干之难童，做人才幼苗之培养。

1939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今合川区）凤凰山创办育才学校，设立音乐、舞蹈等艺术组别。此时，音乐家任光从新加坡给陶行知来信，报告了他在新加坡灌制抗战歌曲唱片，创作歌剧《台儿庄》的情况，并准备为育才学校创作、录制儿童歌曲作为教材。11月17日，陶行知给任光回信，谈到育才学校音乐组已聘请贺绿汀担任主任，请安娥写了一个儿童歌舞剧本《牛鼻子上前线》。陶行知要求音乐组师生在实践中求真知，在大后方举办儿童音乐会和音乐广播会，将新音乐传播到广大民众当中，作用于伟大的民族抗战。

1940年12月26日，周恩来观看育才学校音乐组的音乐演奏会后欣然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12月29日，育才学校音乐组在重庆国际电台对苏联播音；1941年1月2日，对美国播音；3日，对南洋华侨播送音乐；4日，欢迎缅甸记者团，育才学校音乐组唱歌、弹风琴。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歌曲。1941年元旦，陶行知寄语育才学校音乐组，提出五点教诲：

（一）音乐是世界语，学会之后，便能与人类谈心。（二）留心不要把艺术当嫁奁。（三）我们的音乐是战斗之音乐，创造之音乐。（四）什么是革命的音乐？阔佬的跟班变成大众的号兵。（五）把音乐之神从大出丧、大结婚、大宴会中迎出来，送到巷头，送下乡村，送上战场去。

1943年1月14日，陶行知致函爱国将领张治中，希望能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歌咏团的钢琴、风琴等乐器捐给育才学校，“以惠难童，使敝校幼年音乐培养可立更坚固之基础”。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委托陶行知创作《张上将祭歌》，由育才学校学生作曲，纪念在枣宜会战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将军。

1944年9月，陶行知派舞蹈组戴爱莲、庄严到新华日报社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1945年春，陶行知请延安来的陈波儿到育才学校教跳秧歌舞，还自编了秧歌表演唱《朱大嫂送鸡蛋》（崔牛编曲），之后成立了两个秧歌队深入工厂、农村，为群众演出。陶行知还在育才学校大力开展歌咏比赛活动，主张把音乐当作一种治疗精神的淋浴剂，使人的意志更坚强，前进更勇敢。

1945年8月，为庆祝抗战胜利，陶行知以《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填上富于时代意义的新词，即《胜利进行曲》和《民主进行曲》，发表于8月22日的《新华日报》，唱出“把我们的歌颂献给我们新的胜利”，“拿我们的生命争取我们新的自由”的壮志豪情，号召广大民众“迎接人民的胜利”，“要做中国的主人”，用歌声推动国统区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

（作者：吴梅芳，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