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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里的“初盛中晚”
发表时间:2024-09-29 来源:光明日报

唐诗里的“初盛中晚”

  演讲人:王振良 演讲地点: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网络讲座 演讲时间:2024年6月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而唐诗可以说是明珠里的明珠。现在我们鉴赏一首诗,通常是有几个标准的:其一是诗应有画面感;其二是有其意境;其三是要与其所处时代存有内在联系。唐代优秀诗歌作品正是符合了这三条标准。作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将中国诗体文学推向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古代诗歌起源很早,各类诗体特别是近体诗至唐代基本发展成熟。在近体诗之前,诗歌的创作主体是王公贵族以及官僚阶层,对于古代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诗歌创作成本过于高昂。当然古体诗中不乏优秀民歌作品,比如《诗经》、汉赋中的一些作品,还有大量乐府民歌,不过这些作品多是经过文人加工才保留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歌中有《敕勒歌》这样的优秀作品,而同期南朝的诗歌主要是宫体诗,即宫廷中封建帝王及其臣僚的唱和之作。这些人的生活面非常狭窄,导致其创作题材多集中于宫廷之事,因此宫体诗的脂粉气比较浓郁。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努力将诗歌创作焦点从宫廷转移到自然风光,可谓诗歌史上一大重要变化,后世由是称谢氏为山水诗鼻祖。然而谢灵运在南朝诗史上虽地位高卓,却无法改变南朝诗歌以宫体诗为主的态势。进入隋唐,大一统王朝建立的同时,科举制得以确立。此前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对于当时社会下层来说,殊少有机会进入上层。隋朝开创科举制,对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下层读书人由此获得晋升阶梯。且由于唐代科举有行卷之风,即把个人诗作呈给高官名士阅览,如获重视或好评,则考生会在科举中获得某些优势,使唐诗创作之于科举而言具有了实际意义,因此唐诗得以大行其道。

  唐诗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初盛中晚的发展历程,与唐王朝的初盛中晚情况非常契合,这种社会环境对诗歌、诗人的影响,便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

  初唐

  初唐诗歌开始受六朝宫体诗影响,尚存些许绮靡色彩,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主题已经逐渐脱离宫廷,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变化源自当时的社会历史变迁,南朝宫体诗创作的社会基础是创作者受南朝国土面积限制,且当时经济中心尚未完成南移,因此诗歌创作视野受到较大限制;随着唐王朝的崛起,广阔的国土让诗人获得了更大的游走空间,创作视野随之开阔,诗歌亦随之不断拓展边界。

  这一时期承续宫体诗的是上官仪,其诗作被称为“上官体”,特点是绮错婉媚。初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则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作品颇具新气象,不过依旧未摆脱六朝“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把唐代诗歌从初唐引入盛唐的转折人物是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之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是五言和七言律诗定型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其时唐王朝国力蒸蒸日上、社会承平,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诗歌创作必然受到这种发展境况的影响。

  能够反映初唐诗歌境界变化的代表作之一,是王勃的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首联就是诗人登城楼远望,诗的境界瞬间被推得极为高远。颈联则是传世名句,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任何一次远行离别,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但是王勃此诗打破了传统的促狭心态,“海内”是相当广大的区域,到处都有朋友,即便从此相隔天涯,也会息息相通。如此广阔的想象背后,是诗人极为开阔的心胸,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前途充满信心。此诗的盛唐气象已经初具规模。可能有人在朗诵尾联时,会将情感理解为哭哭啼啼,其实王勃并无此意。这首诗彰显出的诗人广阔胸怀,只有后来高适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与之媲美。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代表作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此诗首联还保留了些许北朝乐府的特征,颔联开始明显提升境界,终唐一代由于边事频繁,边塞诗也一直发达,一般而言边塞诗的意绪以感伤为主,但是唐人的边塞诗从初唐至中唐气度昂扬不衰。杨炯此作的尾联,抒发了投笔从戎的壮志,与当时唐朝国力日增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此诗可谓是初唐时代的一个投影。

  陈子昂是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转折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是《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此诗之所以历代备受推崇,是因为诗作表达的心境之高远。关于幽州台的位置,目前有多种说法,我们姑且不讨论其具体所在,从诗作本身来看,作者登上的幽州台应是高台,并因登高而望远,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登高望远诗作所表达的内容,陈子昂登高望远看到的是古今,诗人将自己置于宇宙的坐标中,这种胸怀气象,足以征服古往今来的众多诗评家。此诗在唐诗中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

  宋之问的名作《渡汉江》(也有观点认为此诗作者是李频)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径:

  岭外音书断,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此诗短短20字,简洁明了,平易真实,是唐诗中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后两句,将人之思乡情绪中的细微心理变化描写得非常真实,能够与人产生共鸣,从而打动后世读者。

  初唐“文章四友”中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他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称为五言律诗定型之代表作: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杜审言之前的五言律诗,有的已经比较符合格律要求,但是仍有些许瑕疵,而杜审言此作完全符合五言之格律。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留下了唐人对生命感悟的浓重一笔,其中包含的是古今意识之传递。晚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录了关于这两句诗的一则悲惨故事: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

  宋之问看重这两句诗而不惜杀掉外甥,此故事或属野谈,但是不难看出唐人对名篇名句的珍视程度——此等人生感悟至深的诗句,即便是诗人付出生命代价亦在所不惜。

  唐人对人生感悟的至高点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此诗有“孤篇横绝全唐”之谓,闻一多先生赞其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见《宫体诗的自赎》)。关于唐诗孰为最佳,其实观点不一,比较公认的是《春江花月夜》乃唐诗最佳之一。此诗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基础上更进一步,写景的画面感更强,动感也更强,诗人纵贯古今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深刻,特别是其中的这几句: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几句是此诗的精华所在,是张若虚乃至所有唐代诗人关于生命意识、宇宙意识的最深刻思考,在哲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说唐人是在用诗写哲学。

  盛唐

  盛唐是唐王朝步入鼎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诗歌也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唐玄宗开元及天宝初年,诗歌迎来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引领时代的诗仙、诗圣,其作品精致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体现出了与盛唐社会相对应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作为唐诗的两大重要流派,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创作高度发达。前者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作品建功立业的气氛浓郁,情调豪迈悲壮,表现手法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后者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最为知名,作品主题多反映闲适、隐退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形式上多五言律诗及古体诗。

  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在游金陵凤凰台时写下被誉为“唐诗七律第一”的名作《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按照我们之前所述诗歌的一般评价标准,李白此诗是诗中有画,而且画面富于动感,写景有远有近、有实有虚,气象贯通古今。后来杜甫也写过一首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名作《登高》,关于此诗的赏析较多,我们不加赘述。这里我们介绍杜甫代表作之一的《秋兴八首·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

  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

  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

  已映洲前芦荻花。

  此诗的首联可谓感情充沛:当诗人望不见长安时他就去望北斗,因为他认为北斗始终照着长安。杜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实现诗人的情绪与景物的高度融合。对于一首诗来说,如果能够完成把作者的情感完整恰当注入诗中的任务,那么它一定是首好诗。

  除了恢宏的想象与充沛的情感,盛唐诗作中也有一些带有哀愁的作品,比如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的《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此诗描述的是诗人托请入京使捎口信回家报平安,其中哀愁淡淡,然亦情感真挚,而这样的感情并不能阻挡诗人期盼建功立业的脚步。

  王昌龄被誉为“七绝圣手”,甚至有观点认为他的七绝比李白还要好些。王昌龄尤以边塞诗见长,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出塞二首·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之前我们提到,一般的边塞诗很容易写成汉乐府倾向的悲怆之音,但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创作并非如此。此诗前两句虽然也有淡淡的哀伤,但随后两句就是情怀壮阔、心志昂扬,诗歌的整体情绪是积极向上的。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不同阶段的唐诗创作,与其所处时代有着非常明确的精神共鸣。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也创作过边塞诗,比如著名的《使至塞上》。这首诗的特点在于,诗人所见塞上诸景对于盛唐人来说算是比较微小的景物,但是在王维的笔下,远远超乎眼前写眼前、个人写个人的局限,写出了塞上独特的壮阔风貌,体现出盛唐诗人的开阔胸襟。从盛唐的田园诗来看,其创作也受到了盛唐环境的影响,只不过它们并非“盛唐气象”的直接体现,这里我们也略去。

  中唐

  中唐以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王朝由盛转衰。不过由于盛唐时期的高度积累,加之四川、淮河以南等地受战乱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因此盛唐气象虽然呈现出衰退的态势,但这一时期的唐诗创作依旧呈现平和之风: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创作手法从奇幻虚构和夸张修饰转向严格写实,写作方式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练习,艺术风格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由此中唐诗歌的发展有别于此前的盛唐气象,开始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写实,艺术上追求冲淡平和,追求韵味,推崇工整精练。中唐比较重要的是大历诗风,以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元结、顾况以及后来元稹、白居易的元白诗派,通过新乐府诗来反映现实生活;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开始了苦吟之旅,追求诗歌艺术的精进;刘禹锡、柳宗元则将诗歌的艺术美与诗人个体的人生沧桑加以融合。

  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就体现了中唐诗风在昂扬的盛唐气象之后的创作转向,更多体现出诗人个体的孤独意绪:

  三年谪宦此栖迟,

  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

  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

  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

  怜君何事到天涯。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也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唐诗风的这种转向: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从诗歌创作的选景角度来审视,本诗与盛唐诗歌同类作品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作者带入了个人较为低沉的调子,与盛唐同题材作品中呈现出的强烈生命感悟、宇宙意识截然不同,因而作品风格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变化。

  当然,从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来说,在中唐诗风转变过程中,依旧会不可避免地保留一些盛唐气息,比如刘禹锡的名篇《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作为怀古诗,诗句依然保留了一点盛唐的意思,但是整体风格一改盛唐的昂扬之气,诗人在抒发怀古之情的同时,也在抒发自己对唐王朝国势衰微的无奈,尤其是最后一句,诗人所感受到的苍凉跃然纸上。

  柳宗元是刘禹锡的好友,他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所寄四人中就包括刘禹锡,其中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亦残留盛唐气象,意境不输,胸怀广大,但是跟盛唐名篇相比,气势已然弱了不少。

  晚唐

  进入晚唐,封建王朝秩序急转直下,唐王朝已经基本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再加之黄巢起义等的影响,中唐时期尚能维持和平的一些地区也饱受战火摧残。这一时期的唐诗或反映现实,或雕琢诗句,诗风呈现出伤感无奈、细腻柔软等特点,艺术上一方面继承中唐以来对诗句的精工雕琢,另一方面也重视天真自然、隽永平淡。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李商隐,他的作品中不少为“无题”之作,而且后世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互相争论,颇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感,甚至接近于小说中的意识流。我们通常说好诗都是相对易读的,但是李商隐的名篇不在此列,朦胧中有感伤情绪,同时又具凄凉之美。至于其《乐游原》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以为不仅展示了唐诗的胸襟,而且是唐诗中生命意识的最后一次挣扎。

  晚唐时期的边塞诗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于盛唐同类题材诗歌的特点。比如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此诗体现出的是诗人对战争残酷性的严肃思考,已经完全异于盛唐时期边塞诗所呈现的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

  小结

  以上是我们为大家简单梳理的唐代诗歌发展情况,其实还有很多优秀诗人及作品来不及列出。唐诗在初盛中晚各个时期体现出的胸襟气魄,以及对生命、宇宙、时空的思考,在诗歌创作史上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从而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顶峰。

  伴随着唐王朝的不同历史时段,唐诗创作也体现了不同时段的特质,这种历史时期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联,让我想到了美术史上的一个著名说法,即北宋黄庭坚所云“韩生画肥马”“戴老作瘦牛”,即盛唐画家韩干善画马,其马皆肥,而中唐画家戴嵩善画牛,其牛却瘦。唐朝作为一个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不同时期与艺术发展之间的贴合性,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中的唐诗创作,也体现在其他诸多文化领域,这也是唐朝文化研究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8日 10版)

 

 

网站编辑:赵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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