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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艳霞:杨绛走了,“我们仨”团圆了
发表时间:2016-05-26    来源:《北京日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昨天,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确认,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一向喜好清净的杨绛,原本是想静悄悄地走,但她去世的消息瞬间刷爆了朋友圈,网友们伤心落泪,更纷纷送上真诚的缅怀——“我们仨”团圆了。

 

  她悄悄地走了,谁也不愿打扰

  杨绛是静静地走的,她谁也没打扰,她的昔日同事、好友,都是在看到媒体报道后,才小心地予以确认。

  杨绛昔日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翻译家张佩芬说,每年过春节她都要去杨绛家拜年,今年春节前去看望时,杨绛身体还好好的,而且还在坚持工作,真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走了。“我们的老同事都走了一半了。”老人家哀叹道。

  事实上,也有朋友觉得杨绛亦是解脱了。杨绛昔日同事、翻译家李文俊说:“杨先生走了,这既是件忧伤的事情,更是件高兴的事情,她其实病得很重很苦,如今她解脱了,她是无牵无挂地走了。”李文俊说,杨绛先生并不留恋这个世间,她的丈夫和女儿早就走了,她心里想做的事也都做完了。比如,她最牵挂钱锺书生前没有出版的读书笔记,2015年底前,钱锺书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全部出齐,她一定很开心,“她念想的就是如何把钱先生精彩的东西留给世人,她的梦想实现了。”

  在李文俊看来,杨绛早已将生死看透,他和钱锺书曾经讨论过生死问题,“讨论的结果是,钱先生先走,挺好,要是她先走了,钱先生的生活谁来照顾?而且她还可以把钱先生没出版的东西整理出版。”李文俊说,杨绛先生并不希望外界纪念她,他听传言说,她想树葬,但这个说法也许并不确切。

  事实上,大家也都默默守护着杨绛不愿被外界打扰的传统,《我们仨》一书的责任编辑董秀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责编陈洁等,都拒绝了媒体采访,也许他们不想让杨绛走后的世界,过于喧嚣。

 

  她穿着隐身衣,留下罕见之爱

  在千字散文《隐身衣》中,杨绛写道:“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得炎凉,受不得磕碰的。要练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事实上,为了守护丈夫钱锺书,杨绛正是那个穿隐身衣的人。她自始至终隐身在丈夫身后,直到生命的最后。那,是她的幸福。

  作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杨绛为丈夫和孩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付出了所有的爱。“拙手拙脚”的丈夫“做了坏事”,打翻了墨水瓶,她说“不要紧,我会洗”;丈夫不小心把台灯砸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丈夫把门轴弄坏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低语:“你放心,有我!”

  杨绛曾说过:“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她更开心的是,她保全了钱锺书的天真、淘气和痴气。

  早在2000年,杨绛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锺书的全部读书笔记汇编为《钱锺书手稿集》,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个部分。要知道,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些苦、那些累,和早先的苦一样,都让她获得了巨大的幸福感。截至2015年底,钱锺书的读书笔记近70卷已全部出齐,她总算心无挂念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说,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很重要的后援力量,她说到钱锺书先生时,从未有过强烈的外在感情的流露,“但其实她一直在以文字方式纪念钱先生,她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她相信精神不灭,她觉得和钱先生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一直在一起。”陆建德说,钱锺书先生1998年去世后,杨绛先生写下《我们仨》,此后又不离不舍地整理钱锺书的读书笔记,“那是她对钱先生的爱。他们的爱情,世间罕有。”

  两人的爱,浸透在点点滴滴。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说,杨绛和钱锺书常常互题书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杨绛译著《堂?吉诃德》就是钱锺书题写的书名,而线装书《槐聚诗存》则是杨绛抄写钱锺书的诗。

 

  她的文字,克制而又静水深流

  读杨绛的文字,能感受到她的博学、睿智、宽容、韧性,那也许才是真实的她。如陆建德总结所说,杨绛先生的文字,就像她的为人一样,是克制的,但更是静水深流的,因此有着特别的震撼力。

  杨绛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等,其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出版以来,长销不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看来,《干校六记》的地位不可置疑,当年国内伤痕文学风行,人们在激越地控诉“文革”,但杨绛写得比较温婉。而杨绛写19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洗澡》,题材可谓独一无二,“杨绛既是亲历者,又用文学笔法记述。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们仨》讲述了杨绛一家三口几十年的命运,在赵园看来,其笔调温婉,没有刻意煽情,不是以催泪、残情、苦情的方式吸引读者,“读者关注《我们仨》,不是探究名人的隐私,而是关注家庭的修复和重建。”

  不过,赵园也直言,文学创作并不是杨绛先生的主业,而是其副业,她的翻译成就比文学创作成就要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杨绛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了。陆建德清楚记得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地下图书馆”借得杨绛翻译的《小癞子》,那个吃饭有一天没一天的流浪汉的生活,还有书中探究的流浪汉面临的道德问题,都被杨绛以鲜活传神的翻译传递了出来。在他看来,杨绛先生的神奇之处在于,总能用地道中文将原文表达出来,而这与她写散文的境界有关系,她掌握的中文异常丰富、柔软、老练,因此,再难的译文翻译起来也游刃有余。

 

  她曾言“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

  对外界而言,杨绛一直有着一层神秘面纱,甚至显得很高冷。生活中的杨绛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媒体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是为“避寿”。

  杨绛淡泊名利,生活异常朴素,她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她与钱锺书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以及其后出版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新消息称,如今奖学金捐赠累计已经高达2000万元,受到资助的本科生、研究生已达数百位。

  陆建德逢年过节都去看望杨绛,因为自己也从事英语文学研究,所以和杨绛之间更有一种亲近感。在他看来,杨绛先生根本不高冷,她待人接物很随和,而且不是生活在孤岛里,对生活现实也很关注,“她跟钱锺书先生一样,都有着不怨不愤的态度,非正常的事情,在他们那里也很正常,这是一种坚韧的美德。”

  陆建德认为,杨绛先生继承了她父亲身上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她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学家杨荫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早年也是报界名笔,尤擅时事分析等,杨绛和钱锺书上世纪90年代还曾编过其相关文集。“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都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继承了父辈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精神遗产。”他说。

  2012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看望过杨绛,先生当时就提出自己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杨绛还曾对《杨绛全集》责任编辑之一胡真才说过,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

  人们相信,杨绛一定是坚持了这样的选择。

  (责任编辑:王碧薇)

  

网站编辑:贺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