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一生，是理想的光辉照耀下的奋斗历程。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浪潮中，邹韬奋以一颗赤诚之心，为《生活》周刊注入了灵魂与活力。他的一生体现了“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的优良品质，不仅用一篇篇贴近读者需求、富有深度与价值的文章，赢得了无数读者的信任与支持，使《生活》周刊在竞争激烈的杂志市场中脱颖而出；还在动荡的年代用自己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丝毫不念及明哲保身；他有着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一名经营者，用自己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团结了读者、作者和员工，实现了“经营管理的神话”，实现了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同时出于对出版事业的热忱，他自始至终保持着无比的敬业热情，在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名优秀的出版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身上所体现的优良品质也对当下有着可贵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一生为之鞠躬尽瘁的一本刊物，其在老上海杂志界鱼龙混杂，品牌杂志稳定覆盖市场的形势下，实现发行量四级连跳，成为全国销量第一的杂志，是当时全国出版业的神话。谈及制造神话的原因，邹韬奋将其总结为四点：“一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二是确定办刊宗旨，形成内容特色；三是坚持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四是内容贵精不贵多，篇篇过硬”。

综合来看，其实现出版神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初心。至于具体的四点实行方式，无论对于今天的出版经营还是内容生产都有良多启发。

确立受众意识，关注动态变化的读者需求。邹韬奋确定了“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办刊宗旨，并且认识到了读者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采用动态变化的眼光去仔细观察、深切地注意动态变化的读者兴趣和需求。在当今时代，对于内容行业来说，确立“受众意识”虽然已然成为一致共识，但是却依然存在先入为主，以及将读者需求看作一成不变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缺乏为读者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而一旦将受众意识作为达到阅读量、订阅量的手段而非自然而然的意识和自觉，便自然无法做到时刻更新、敏锐觉知受众需求的细微变化，也自然无法将受众意识贯穿始终。

邹韬奋凭借为人民服务的一腔热忱，生动地展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正确操作范例。其周刊栏目“既有言论、专论，也有事业与修养、处事之道、名人轶事、人物介绍、名人箴言，还有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之改进，又有国外通讯、婚姻恋爱、娱乐、体育等”。足见其并非抱有文化精英的孤高和偏见，而是真心实意地生成出版符合大众兴趣和需求的内容。

不仅如此，他还热情投入读者来信工作，甚至建立“书报代办部”，为读者代购书报和其他物品。最后以至读者连找产科医生、律师这些事务也寻求生活周刊的帮助，足见读者对于生活周刊的信任，若非感受到其真诚待人的态度，是不敢如此完全交付的，可见其为读者服务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现了与读者的双向奔赴。

在内容创作方面，生活周刊的做法也颇有启发。邹韬奋强调两点：“坚持创造精神，杜绝尾巴主义”和“内容贵精不贵多，篇篇过硬”。其认为“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对内容创作者何尝不是一次警醒。其强调“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更足以见得其处处为读者着想和考虑，其对文字的要求值得每一位内容创作者比照自省。

无论是其“受众意识”还是对内容的严格要求，都足见邹韬奋“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的宗旨，这也是《生活》周刊创造神话的原因所在。“客户至上”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经营理念是随着现代管理学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然而，在邹韬奋那个年代，其竟能“无师自通”，自觉地应用“现代先进经营理念”，其不在于他的管理学知识有多么丰富，而在于他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心意。正如作者所言——“他‘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和‘竭诚为读者服务’是发自内心的人生理想，是真诚的，而绝非一种事业的谋略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秀。也只有这样发自内心的真诚，才能实现与读者的双向奔赴，刊物销量只是这样做后的外显结果罢了。

作为一名刊物的主编，邹韬奋不仅仅是一名经营主，更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在九一八事变时，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强烈发声，他本人还一口气写了《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四篇“小言论”，在文中怒斥“不抵抗主义”；此外，他还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筹办“生活伤病医院”、援助“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这其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不是一家杂志社的分内之事，或许在他看来，筹办杂志社，启发民众之思想，满足其信息获取的需求，与筹备公益医院，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也生动地体现着在民族危亡之时一位爱国、有担当、肯奉献的中华儿女的责任担当与爱国情怀。

在如此动荡的年代，邹韬奋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积极地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以至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负责人均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罪名是“危害民国”“妨碍秩序”，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尽管身处牢狱中十个月之久，邹韬奋等人依然坚强不屈，据理力争，出狱之时，更是慷慨演说，“兄弟在苏州，常常承蒙朋友来访，他们常问我两句话：（一）你在看守所有什么感想？（二）以后态度如何？兄弟对这两句话的答复：（一）在看守所内心安理得；（二）兄弟有坚定之信仰，就是各人能努力于大众所要求的事情，无论力之大小，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生一日，努力一日，和诸位做到民族解放的一步。”他还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邹韬奋卧于病榻之上，闻听国民党方面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仍旧支起病体，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此时，一位忧国忧民、抗战救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反观当下，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自不需要舍生取义，甚至有了多元丰富的生活和文化环境能够满足我们个性化的理想和追求，这是无数前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结果，当今的盛世画面相信也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然而，安稳的环境容易滋生享乐主义和自私心理，甚至于精致利己主义甚嚣尘上，于一个民族来说，这会削弱民族的血性和凝聚力。我们无法否认和平年代能够保障人们个性化的追求和自我价值实现，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如何保有居安思危的心态、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邹韬奋这样的伟人事迹更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

尽管邹韬奋抱有更大的为国为民、启发民智的抱负，然而，书店毕竟是一项经营，有一句话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有懂得管理，善于经营，才能在实现书店良好运转的前提下践行自己的理想。而邹韬奋无疑是一位善经营、懂管理的企业家。

在内容经营方面，邹韬奋强调“根本还是在内容”，他将“最有趣的事实”归纳为“鲜活、吸引人和有价值”三个要点。这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今，各类媒体平台充斥着海量信息，但真正能够脱颖而出、吸引并留住受众的内容，正是那些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生活、贴近受众需求、具有深度和价值的内容。例如，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推出的深度调查报道，通过深入挖掘事实真相，以生动鲜活的叙述方式呈现给受众，不仅吸引了大量关注，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充分体现了内容的价值和影响力。这正是邹韬奋所倡导的内容经营理念的生动体现。反观一些追求流量、忽视内容质量的媒体，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吸引眼球，但最终难以获得受众的信任和忠诚，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管理方面，邹韬奋将读者服务做到极致，建立起与读者的共生关系，使读者对刊物的亲和力不断增强。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当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参与度和用户体验成为衡量一个产品或服务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许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如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都高度重视用户服务，通过不断优化产品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及时响应用户需求等方式，赢得了用户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同时，邹韬奋还用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不以名取人而是以才取人，更是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有才作者多加帮扶，这才建立了稳固的作者体系。对于员工来说，其更具有现代的管理思想，采取生产合作社体制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切切实实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获得感。这也为当下企业的人才管理和团队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想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仅靠物质待遇是不够的，还需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以如今的网红超市——胖东来为例，他正是邹韬奋所倡导的管理思路的成功践行者。胖东来秉持优质选品，处处为顾客着想的理念，同时，在对待员工上，更是以人为本，注重员工的个人成长、职业发展和福利待遇，使得员工增强主人翁意识，自然也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更加促进了顾客的体验，如此形成了良好的循环，也助力胖东来一骑绝尘，成为国内零售业的翘楚。

此外，邹韬奋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统一的理念，也对当下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许多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关注环境保护、推动社会进步等，既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一些科技企业通过研发和推广环保技术、参与环保项目等方式，既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也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将事业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正是邹韬奋理念的现代体现。

邹韬奋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在出版事业中取得卓越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他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出版事业紧密绑定在一起，以超凡的敬业精神去开展工作。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使他在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时，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

在创办“读者信箱”栏目时，邹韬奋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不仅拆信、看信、起草复信，还要誊写复信并审阅、签章。尽管工作量巨大，但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这种敬业精神使他能够在工作中不断追求卓越，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内容和服务。甚至在流亡期间，邹韬奋仍然坚持学习和考察，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英文原著，丰富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为回国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此等敬业好学的精神实在让人叹服。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不仅需要卓绝的心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热爱并且愿意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唯有如此，才能自然地把事业发展和人生实现相结合，自然也更容易达到真敬业的境界。在如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许多人面临着职业选择的困惑和职业发展的瓶颈，自称“牛马”，抨击“996”，或许，我们更应该反观自身与职业的匹配程度，以及修正自己的职业观和人生观。当今时代机遇更加丰富，选择更加多元，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就业方向都存在着广阔的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唯有像邹韬奋一样，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以敬业的精神去投入工作，才能够利用好时代给予我们的资源和条件，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邹韬奋的一生，他将“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的优良品质贯穿于《生活》周刊的办刊始终，不仅在出版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更为后人树立了崇高的精神标杆。在当下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更应传承邹韬奋的精神，以读者为中心，用心创作优质内容；以爱国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建设；以敬业为准则，精益求精地打磨自己的事业。如毛主席对其的评价：“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也正是值得我们代代传承的韬奋精神。

（作者：蔡雨琪，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为该学院肖伟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