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邹韬奋先生以笔为枪，在新闻出版领域开辟出一条“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实践道路。他于1926年10月接手《生活》周刊，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短短两年内，周刊的发行量从2000份激增至4万份，并在1932年达到15万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且影响深远的著名杂志，创造了出版奇迹。正如毛泽东在延安追悼邹韬奋大会上题词所评价的那样：“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为何能够在推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何以创造如此奇迹？他的新闻出版思想为何具有如此强大且深远的影响力？本文将尝试从新闻出版事业的宗旨、功能、从业者素养以及内容文风等方面深入阐述邹韬奋的新闻出版理念，并详细探讨其对当代新闻媒体在受众本位回归、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新闻道德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启示，为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思想引领时代：邹韬奋新闻出版思想述要

（一）新闻事业宗旨：以大众为核心，服务社会进步

“竭诚为读者服务”是韬奋精神的核心体现。邹韬奋强调，新闻事业应以读者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切实为民众谋福利。在这一理念下，《生活》周刊积极关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栏目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言论、专论到事业与修养、处事之道，从名人轶事、人物介绍到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的改善，再到国外通讯、婚姻恋爱、娱乐、体育等。多样化的内容使得不同阶层和兴趣爱好的读者都能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真正体现了服务大众的宗旨，关注到广大民众在生活、成长、娱乐等多方面的需求。

邹韬奋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在周刊中设立“读者信箱”，亲自处理来信，热情诚恳地解答问题，将读者的事视为己事，与读者情感交融。他开创的“书报代办部”更是将服务延伸至生活领域，为读者代购物品并提供包退包换的贴心服务。无论是青年学生在学业规划上的迷茫，还是普通劳动者在就业和生活中的困难，周刊都尽力提供帮助。这种对大众生活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积极主动解决问题的做法，是《生活》周刊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关键所在。正如邹韬奋所言，这种“愚诚”的服务态度竭尽所能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公意，成为社会动荡时期不屈服于黑暗势力的一种对抗性力量，也使刊物与读者紧密共生，共同存亡。

总的来看，《生活》周刊是一份以社会改进为目标的大众刊物，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报纸”。刊物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努力推动社会朝着积极方向变革。邹韬奋洞悉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现象，如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弱势群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因此勇敢地站出来，通过深入调查报道，揭露问题本质，让更多人看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引发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为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舆论支持，促进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此外，《生活》周刊还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如倡导民主和平等理念，普及科学知识，为社会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二）新闻功能：引导、监督与教育大众

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中，邹韬奋充分发挥刊物的思想引领作用。以在“一二・九”运动为例，《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报道运动的进展和学生们的英勇事迹，发表一系列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评论文章——在运动初期，周刊及时分析运动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帮助大众理解学生们抗日救亡的迫切需求。在运动过程中，周刊通过充满激情与理性的文字，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性，诸如“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自拔于奴隶的惨祸”这样的表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使大众能够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清晰地把握时代脉搏，明确自身的责任和行动方向。

邹韬奋坚决捍卫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对社会不良现象和权贵势力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倡导公平正义。在民国时期，民生困苦，政治腐败现象丛生，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例如，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为母做寿花费十万元，邹韬奋对此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一文，怒斥其奢侈行为，并陈述陕民乞赈的悲惨状况，如“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丧枕藉”，与陈调元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周刊无畏权贵淫威，将真相公之于众，引发了全社会对官员腐败问题的关注，促使民众思考社会公平正义，对推动社会改进、整治官场腐败风气起到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

邹韬奋出版刊物传播进步思想与理念，提升大众文化素养。邹韬奋曾因流亡海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读马列主义书籍，回国后，他整理编译了《读书偶译》，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生活书店出版的众多刊物也迅速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让更多民众接触到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帮助民众以更理性、更具前瞻性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同时，周刊积极倡导男女平等、社会公平等现代价值观，通过深入浅出的文章和生动形象的案例，使大众在阅读中获得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

（三）新闻从业者素养：敬业、专业且坚守正义

邹韬奋秉承“服务之彻底精神”，敬业精神至上。邹韬奋本人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新闻出版工作，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生活》周刊经济状况改善后，邹韬奋的工资未增反减，发表文章不取稿费，将盈余用于事业发展，如增加页码、发行增刊时不提高定价，物价上涨时宁可带头减薪也不提高刊物售价。在编辑刊物时，他对每篇文章的选题、撰写、编辑都严格把关，力求精益求精。例如，在筹备《抗战》三日刊时，尽管时间紧迫、条件艰苦，邹韬奋带领团队日夜奋战，确保刊物按时高质量出版，为抗战宣传贡献力量。他的敬业态度为同事树立了光辉榜样，激励着身边的人积极投入新闻事业，也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邹韬奋高度重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不断追求卓越。在内容创作上，邹韬奋强调要言之有物、生动有趣且具有价值，坚持有感而发。他在《生活》周刊撰写的“小言论”“专论”均基于充分的事实依据，例如对胡适演讲“诙谐动人，逸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的生动描写，增添文章吸引力的同时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胡适言论的背景和内容。在编辑工作中，邹韬奋严格遵循质量标准，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悉心指导青年作者并鼓励他们大胆尝试，竭力帮助他们走上写作的正轨。这种对专业品质的极致追求，为刊物在读者心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奠定了基础，也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邹韬奋以主持正义为己任，对真理“此志不可屈”。尽管与胡适曾有过友好交往，并获得其对《生活》周刊的肯定，但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胡适主张温和妥协、不抵抗主义，赞许《淞沪停战协定》并支持国联调查报告。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有理有据地指出国联报告的不合理之处，阐述抗日救亡运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抗日事件到中国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对胡适的言论进行反驳，批驳态度随着胡适言论愈发消极而越发激烈，为真理而不懈斗争。尽管《生活》周刊随后遭禁邮、禁运等打压，邹韬奋被迫流亡，周刊被查封，但他不屈服不退缩，坚守新闻媒体的独立立场，维护新闻自由和正义，保持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也为新闻从业者树立了坚持真理正义的标杆。

（四）新闻内容与文风：注重品质，贴近大众

邹韬奋始终将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价值性放在首位。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迅速派出记者深入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力求获取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在报道中，详细描绘了日军在沈阳、长春等地的侵略行径，包括烧杀抢掠的具体场景以及无辜百姓遭受的暴行等。例如，报道中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等饱含血泪的文字，既呈现了历史真相，又以真挚情感唤起民众共鸣，成为激发全民抗战的重要舆论力量。

邹韬奋在新闻报道中注重挖掘社会痛点与现实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考。例如，在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时，报道并未停留于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表面描述，而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成因，包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因素。这种深度分析不仅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问题的本质，还引导他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超越简单的事实陈述，邹韬奋的新闻报道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充分体现了他对新闻深度价值的执着追求。

在文风方面，邹韬奋大力倡导“明显畅快”的写作风格，强调语言的平民化与通俗性。考虑到当时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和阅读习惯，《生活》周刊的文章因此采用简洁明了、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或华丽空洞的辞藻，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例如，在阐释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刊物常通过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实例进行说明，或穿插故事与案例，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便于读者轻松理解。这种贴近大众的文风使《生活》周刊成功深入人心，成为当时民众喜爱的精神食粮，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引导和民众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邹韬奋新闻出版思想对当代主流媒体的启示

（一）为新闻传播事业回归受众本位提供借鉴

邹韬奋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深入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立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选择内容，并不断革新传播形式，力求将《生活》周刊办成“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这是周刊受众日益增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新时代的新闻媒体应继承和弘扬邹韬奋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受众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新闻工作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新时代人民大众对新闻媒体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问题，才能使媒体不断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聚焦人民视角，锁定人民关切，并不意味着追求短期内的声量与热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流量不等于人民喜闻乐见，热榜也不一定反映公共社会的痛点。有的媒体为追逐流量与关注度，偏离了职业操守和新闻伦理准则，导致新闻价值判断失准，例如将网红博主的戏剧化表演误作新闻素材转发，依据零散信息进行推测性报道，将个案不当放大为普遍社会现象使公众误判社会秩序，只关注问题表象而缺乏对问题根源的深入剖析和解决方案的探讨等。在传统媒体受众流失、影响力式微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不应一味追求流量，而应着力于帮助受众把握新闻实质，传播对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有益的内容。

在数字化时代，“以受众为中心”的新闻理念获得了全新的实践维度。新闻媒体应当积极构建与多元化受众的互动场域，为公众参与创造更多可能。2024年12月，央视新闻在发现“三蹦子”在海外爆火的新闻线索后，迅速推出《从乡村大舞台走向全球市场，“三蹦子”扬帆出海畅销海外！》等相关作品，并在微博发起话题，制造热点，既满足了受众对这一热点事件的好奇心和疑问，又持续增强了与受众的互动性，迅速将“流量”转化为“留量”。同月，五家省级党报针对受众关注的重大工程“南水北调”共同开展了“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大型行进式全媒体报道，实地探访受水城市的众多生活场景，挖掘生动故事，并运用卫星影像对比、短视频、微博话题等多种新媒体形式，将南水北调这一国家工程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图景，让受众直观感受到工程带来的民生改善。这些创新实践与邹韬奋的出版思想一脉相承，充分证明只有真正立足受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的新闻报道，才能赢得人民的认可与喜爱。

（二）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突破困局指明方向

邹韬奋的出版实践坚持“有趣味有价值”原则，注重内容的创新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关注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避免空论，此理念正与当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思路高度契合。在全媒体时代纵深发展的今天，主流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结构性挑战。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内容创新的核心地位始终不变，而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则需要持续革新。主流媒体的转型发展应当坚持“一体两翼”战略——以内容创新为立身之本，以科技创新为赋能之道。

如何在面对形式丰富多样的新兴技术时，充分彰显内容优势？以蹲点报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余村十八年》为例，记者与历任镇村干部、新村民、原住民等展开深度交流访谈，深度挖掘“故事背后的故事”。报道落点巧妙、理据融合，以微观“小切口”回应宏观“大问题”，凭借个体的独特表达引发群体的情感共鸣，既生动展现了“过去完成时”的发展历程，又鲜活呈现了“现在进行时”的动态进程。这篇报道发表于《浙江日报》“第一视点”专栏开篇，通过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将蹲点采访的碎片化内容制作成短视频、海报、H5等新媒体产品，增强了报道的生动性和可视性。正是专栏不断创新选题策划、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才有了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精品报道，成为媒体融合的典范。

牢牢抓住内容创新与科技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媒体融合方能实现实质性突破，进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邹韬奋“趣味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核心理念。主流媒体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必须构建内容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一方面坚守内容为本的价值导向，持续产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巩固主流舆论阵地，赓续邹韬奋等新闻前辈开创的优良传统。

（三）为从“技术嵌入”到“人智共生”提供思路

韬奋充分利用当时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手段，使《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得以广泛传播。他巧妙地结合不同媒介形态，在《大众生活》周刊的“图画的世界”栏目中，通过精美绘制的世界地图和生动的漫画反映世界动态，展现了极大的创新性。这一经验昭示我们：技术应用的本质不在于炫技，而在于通过恰当的形式赋能内容传播，实现“技术—内容—场景”的有机统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已深度渗透选题策划、内容生产、智能分发、效果评估等全流程，正在对传统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结构性重塑。国内主流媒体的实践表明：新华社“快笔小新”可实现5秒生成体育赛事快讯，腾讯“Dreamwriter”能自动完成上市公司财报分析，封面新闻“小封”日均产出百余篇定制化新闻。这些创新实践正在推动新闻业从“人工主导”向“人机协同”的生产范式转型。

然而，技术赋能也伴生新的风险挑战。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的深度伪造技术，使得制作逼真的假视频和假图片变得更加简单且低成本，从而彻底动摇了“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传统认知，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媒体公信力。例如，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后出现的“六指儿童”图像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数万次转发和点赞，但其事实上由AI技术拼接旧图生成，意在混淆视听。由此可见，AIGC对新闻的真实性、精确性和安全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凸显了“后真相”时代的治理难题。为应对虚假新闻和深度伪造，媒体平台已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国内澎湃新闻设立了“澎湃明查”栏目，国外《华盛顿邮报》推出了FactChecker栏目，专门针对网络热点事件和争议性话题进行深入调查和核实，以澄清事实、辟谣虚假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资讯。

目前，主流媒体更多地将AIGC视为辅助内容生产和流程优化的技术手段。然而，随着技术效能的不断提升，人与智能技术的关系势必不会仅停留在机械结合层面，而会向彼此影响、相互驯化、共同进步的方向演进。我们亟需推动人机关系从单向的工具性应用，向双向的协同进化转变——在技术应用中融入人文价值判断，在内容生产中发挥智能技术优势，构建“人机共生、优势互补”的新型协作范式。

（四）树立“报格和人格第一”的新闻道德观

邹韬奋曾指出，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其人格与报刊的报格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石。邹韬奋“报格和人格第一”的新闻价值观在当下全媒体时代更显其前瞻性，面对信息传播的“秒速时代”，新闻工作者更要保持“冷思考”的定力——既要追求时效性，更要坚守真实性；既要关注流量数据，更要重视价值引领。

如今，新闻事件从发生到报道的时间被极大压缩，新闻工作者的思考与调查空间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新闻工作者不仅要追求“抢头条”，更应注重新闻报道的情感价值与精神内涵，努力创作“有温度的新闻”。2022年浙江宣传发布《“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爆款报道，以10万+的传播量证明：坚持人民立场与追求传播效果绝非悖论。该报道既没有盲目跟风或回避矛盾，又避免了情绪化的批评，而是以人民的立场为出发点，呼吁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防疫政策更加科学、合理地实施。这一新闻实践与邹韬奋为民众利益不懈奋斗的新闻道德理念高度契合，既维护了防疫大局，又捍卫了群众利益，实现了舆论监督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

在复杂的社会事务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像邹韬奋那样，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与独立的思考能力，同时也应借鉴浙江宣传在上述事件中的实践，始终坚守“报格和人格第一”的新闻道德观。媒体应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不为表面现象或错误观念所误导，以专业的报道和正确的舆论引导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唯有如此，新闻媒体才能切实维护自身的公信力，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

三、结语

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为当代新闻出版业提供了多维度的宝贵借鉴。有人可能认为，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属于上个世纪的产物，是一种僵化且缺乏活力的“过时思想”。然而，事实上，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是从工作实践中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而来的，不仅在新闻出版事业的起步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开放的条件下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形成了一个严谨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需要坚持邹韬奋新闻出版思想中的受众本位理念，以及“报格和人格第一”的新闻道德观，这也有助于突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人机协作新形势下的困境。因此，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非但没有过时，还时刻用新的实践、新的理论来充实、完善和发展新闻思想，这正是邹韬奋思想生命力之所在。

（作者：林适可，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为该学院肖伟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