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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叶:深入生活内部,深耕女性书写
    发表时间:2024-02-04 来源:《中国妇女》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在2023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她是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女作家。她在获奖感言中说,“跑村”和“泡村”让她真正深入到了生活内部,并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力量能修改成见,也能赋予新见”。

      乔叶,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宝水》等,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等

      采访乔叶是在她北京的办公室,温暖得像个阳光房。楼下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嘈杂喧嚣声飘进七楼,她起身关窗,顿时将喧哗隔绝。我们开始聊起《宝水》,思绪也在金色的阳光里流向远处的乡村。

     

      深耕女性书写是有意为之

      《中国妇女》:《宝水》中的女主人公姓“地”,她在宝水村一点一点把自己扎到地里,从“暖土”中汲取能量,疗愈自己(不只是失眠症)。同时书中的九奶和奶奶,都有宽阔温厚如大地一样的特质,如果说乡土有性别的话,您是否觉得她应该是女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宝水》是一部宝贵的女人之书?您认为女性看乡村与男性看乡村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

      乔叶:我个人感觉女性的很多特质确实更贴近文学本身。《宝水》的写作面向乡村母亲,大地母亲,整体气质就具有地母的底色。2023年春天,《宝水》获得春风女性奖,这是我第一次纯粹以女性之名获奖,特别开心。文学评论家张莉老师做过一本女性散文集,书名叫《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我蛮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可以用来形容我跟前辈们乡土写作的不同状态。我们的性别不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关注点当然不同,正像在不同的温度沸腾。比如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老师,他的小说很关注乡村权力,因为那个时代乡村和城市各自运行,交集并不多,所以二元对立,乡村有自己的体系,种地、提留款、交公粮、宅基地……各种利益都在乡村内部。而我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长大后看到的是大量农民不再种地而进城务工,土地流转、国家补助、各种利好政策,基层干部职能向服务型转化,不断放低姿态去工作。我“泡村”的时候,很多乡镇干部都说现在的工作有新的难度、新的焦点、新的重心,这是必然的。这些时代特色和“新”作为都被我写进了《宝水》。

      《中国妇女》:在写作过程中,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

      乔叶:刚开始写作时我倒是没有什么分别心,觉得自己就是个写作者。但是女性身份是不断被提醒的,比如作家代表大会对女性比例有要求,可能因为女作家数量还是少。有一定影响力之后,一直会被问到作为女作家怎样怎样。其实我特别不喜欢站队,性别阵营之类的归类我通通不喜欢。不过既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就促使我有意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写作,我发现,我的重要作品基本都是女性角度的叙述。以前我还有点犟,不想被贴上性别标签,后来想,既然我是女性,那么试试深耕于我的性别写作会怎样?比较主动地书写女性是从我200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开始的,那部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后来的长篇小说《认罪书》《藏书记》《拆楼记》都是女性叙事的。2019年,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叫《她》,从婚姻生活、情感世界、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多个角度,描绘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也是有意识地集中和突出了女性身份,带有一定的实验性。所以我认为,说女性有“性别局限”是个伪问题,男性就没有局限了吗?两性都有局限。如何面对局限、认识局限和突破局限,这是个体可以作出努力的,比如尽可能让自己开阔起来。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妇女》:《宝水》一书中蕴含的暖意、善意、情意,还有大量的细节,是不是女性书写的特征之一?

      乔叶:确实是。我写的是一个最普通的小村庄的故事,写的是最大样本的平凡人,他们有小心思,道德上有瑕疵,有很多灰色,但也有让人温暖的亮色,这才是生活中绝大多数凡人的状态,我是诚实地展现他们的人性。作为女性,我爱生活中的细节,所以《宝水》其实是个细节小说,细节之中有神灵。思想之中不一定有细节,但细节中有一切,有感情有思想有认识,细节构成整个文本的品质。我觉得女性对生活细节的体察常常会有天然的敏锐度。

     

      新农村赋予女性新魅力

      《中国妇女》:宝水村的当家人是女性,大英的女当家人形象是全书的亮点,“铺得开,收得住,能应上,能管下,大事明,小事清”。她的形象很有说服力,和我们采访过的乡村女当家人很像,她的原型是怎样的?

      乔叶:女性当家人的性格可以表现得更有弹性,姿态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大英风风火火,性格鲜明,可甜可咸可辣,具有很鲜活的生活智慧和职场方法。原型是一个卸任的村干部,我跑村的时候听村里人讲她的故事,感觉太有料了,就找到她家,后来干脆就住到她家里跟她聊天,她讲的好几件事我都写进了小说里。当然原型不止一个,我就像攒钱似的各处听故事,最后归拢到一个人身上。

      宝水村是一个正在转型的村子,大家各有各的想法,要面临很多新困难,处理各种新矛盾。大英是很努力在与时俱进的。比如如何面对游客乱采香椿芽,村民自作主张收取游客停车费……遇到舆情,她考虑的是怎样让村子保持一个良好的整体形象,说“有烂砖,没烂墙”,意思是虽然有不好的个体,但我们整体是好的。还比如风水先生赵先儿挑战大英,质问她封建迷信跟传统文化有啥区别,大英的回答是:“凡是能往好处归拢的,那就是传统文化,往赖处归拢的,那就是封建迷信。”还举例说,求老天爷保佑今年有好收成,磕完头还是要好好种地,只是干活的时候心里更踏实。传统文化就是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如果让一个研究生写,可能得写成一大篇论文,但大英四两拨千斤,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但大英也有自己的伤痛,有她作为婆婆对儿媳的狭隘,她也会很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私心。《宝水》中没有什么跌宕起伏、苦大仇深的情节,我想写的就是平凡人物的日常故事和真实情感。

      《中国妇女》:这些年各地妇联都在扶持农村妇女,帮助农村妇女守着家门口也能挣钱,既增加了收入,还能带娃、照顾老人。宝水村搞旅游,做民宿开饭馆卖土特产,包括拍抖音,女性都能成为主角。您在写作过程中对“守着家门口挣钱”有什么特别的感悟?今天的农村女性和过去的农村女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乔叶:相较而言,昔日乡村的男权思想更鲜明,会体现在各种小事上,比如过去吃饭女性不能上桌,男人不能从女人晾的衣服下面过。但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比如通过拍抖音,女性展示出了在妻子、母亲这种家庭附属身份之外的独立人格,独立地被人看见,有了价值感。我采访过的村庄里就有一对夫妻,在抖音上做各种表演,成了当地的网红。他们也确实有文艺细胞,会唱戏,夫妻俩会作为一个小团体被邀请去给人家祝贺乔迁,给老人过生日,这时候家就构成了一个向外展示的整体形象。两人可能有内部矛盾,但因为外部形象需要“好”,带有一定表演性的“好”,慢慢地还真能促进内部变好。这是特别微妙特别有趣的。他们以这种方式构建了一种公共生活,确立了一个相对更完善、更全面的“我”的存在,从而影响了内部构建。

      其实村庄是千姿百态的,像我们河南信阳的村庄,茶叶很有名,就做茶叶,过去只卖春茶,现在开始做红茶,组织游学,开发特色周边产品,一年四季人流不断。我跟踪的一个叫牛二哥的农户是开民宿的,他跟我说印象最深的是有深圳来的游客住到他家里,让他带着去地里看看,说不知道田地是什么样的。原来与自然风物的接触也是学习,启发他开始组织游学活动,让大家看麦子生长,领着大家摘柿子、打核桃……牛二哥的老婆牛二嫂,做地锅鸡很拿手,但只是自家人吃,你说价值有多大?现在他们拍视频,展示制作全过程,很多人慕名来吃。她不再只是面向一个锅台,她面向的外部世界是难以估量的。当世界变大的时候,一切也随之改变,他们变得更自信,就连说方言都会成为一个审美点。

     

      乡村让人的精神自洽自足

      《中国妇女》:您老家现在是什么样的?老家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乔叶:此心安处是吾乡,“安”其实挺难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想到老家心里很踏实,这也是安,而不是说你在老家就一定安。重要的不是身体在哪儿,而是心在哪儿。一想到那儿,是能给你力量的,是暖的,是让你心定的,那就是安。

      我老家的村子因为离城市近,现在已经属于焦作市的城乡一体化示范新区了,一直处于拆迁中。如果被拆了我就没有老家了吗?也不是。我觉得老家是一个特别有弹性的概念,我原来认为我们村是老家,后来到县里工作觉得离开老家了,后来去焦作、郑州……直到来了北京,我才觉得整个河南都是老家。

      《宝水》里的青萍能回到乡村,其实是奶奶和福田庄早期养育了她,给了她精神基因,她在其中享受到了充足的爱和安全感,只是因为青春期叛逆,到城里之后立场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内在根基的感情非常深长。我也经历了跟青萍差不多的历程,十几岁离开乡村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村教了4年书。但我不喜欢当老师,大量地写散文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来就到县里工作。那时候的散文是看不出我的背景的,我的内心只向着远方,希望自己显得洋气,文章里一点乡土气息都没有。但走着走着我发现,身后乡土的力量更大,那才是自己力量的来源。后来写小说写到社会生活,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作者在其中是无处遁形的,背景必然会展现出来。我的《最慢的是活着》写的就是我奶奶的故事,奶奶是个乡下老太太,怎么可能不写乡村?

      我上师范的时候父亲去世了,22岁那年妈妈又去世了,奶奶是最后去世的我的长辈,我跟她处的时间最长,我们姊妹几个都是奶奶带大的,她其实比我们的母亲更像母亲。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女孩里排行第二,奶奶重男轻女,她特别喜欢男孩,女孩有一个就行了,我总觉得自己是被嫌弃的。小时候因为不受重视,就老跟她干仗。

      我曾经以为我很委屈,后来反思,发现不能说出来的才叫委屈,我因为老在反抗,上蹿下跳,完全没有被压抑,事实上是被宽容的,也是被爱的,只是爱的形式不一样。长大了,当我和她平等交流,讲起小时候那些事,泪中带笑还挺有趣的。也理解了她的很多不容易,比如我们家是烈属,爷爷很早就牺牲了,记得小时候过年,村委会敲锣打鼓来我们家送肉送年画慰问,我就特别开心,“光荣烈属”四个字,我只想到了“光荣”,却没想过“烈属”意味着什么,后来才明白,这对奶奶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痛。

      我在《最慢的是活着》里写过她的故事,因为是中篇,篇幅很有限,很多情感没有释放,到了《宝水》,才完全释放出来。

      《中国妇女》:女主人公是在和乡村拉开距离——地理的距离和时间的距离之后,才更深情地打量乡村,毕竟她就是在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但对当今很多没有“老家”或对乡村完全陌生的年轻人来说,乡村还有意义吗?

      乔叶:我觉得肯定是有意义的。像我自己年轻时候不自知一样,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认识和理解的慢慢成长的过程。比如我儿子现在香港大学读博士,他只要回来就一定会回老家,说方言,喝胡辣汤。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给我写信说,读过《宝水》后特别感谢我让他重新认识了家乡。他说他对家乡本来是有厌恶感的,不理解大人们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但通过文学的方式,让他重新认识到家乡的语言和人情的魅力,像照镜子一样。我很欣慰也很感动。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作家的写作不过是写自己的生命体验,但居然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反馈和认可,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让我特别感恩。乡村会让人的精神更自洽自足,所以我还会把我心中的乡村一直写下去。(作者:苏容)

    网站编辑:穆 菁
    党建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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