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nner1-1.png
  • banner1-4.png
  • banner1-5.png
  • 1.jpg
  • 党建网 > 党建好书
    闪耀的红星,不朽的经典——略谈《红星照耀中国》的成书与翻译
    发表时间:2023-11-06 来源:光明日报
     

    《红星照耀中国》不同时期译本  资料图片

    埃德加·斯诺  资料图片
     

      【光明书话】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部著作中,斯诺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回击了反动势力对红军的污蔑。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纷纷深入“红色中国”,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报道。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成书以来已出版了多个中译本,甚至走进教科书,被列入部编版语文教材。埃德加·斯诺于1972年去世,至2023年已逾50年,他的作品在2023年正式进入“公版”领域,这就意味着《红星照耀中国》将会迎来更大规模的出版、翻译,这部经典也将迎来更多读者。事实上,自《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来,斯诺曾对该书做了多次修订,不同时期出版的中译本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书与中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1 一部经典,多次修订 

      1937年10月,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首个英文单行本,当月重印三次依然供不应求。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首印15000本,三周即告售罄。《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便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界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反映,斯诺对该书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订。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斯诺随即在1938年秋兰登书屋再版《红星照耀中国》时,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斯诺认为,日本这轮“旭日”不但不会升起,反而将在中国战场陨落。在新增写的一章中,斯诺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持久战和游击战,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抗日必胜的前景和信心。

      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以及1937年以来苏美各方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反映,斯诺在1944年再次对该书做了一次修订。在该版长篇后记中,斯诺对中国局势作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展望。他指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长期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时间已经证实了这些革命者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理想的正当性”,他看到,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赖要比对国民党高得多。后来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曾提到,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版后记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真实可靠,但美国政府拒绝了斯诺的忠告,为此美国人民付出了高昂代价。

      二战结束后,斯诺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到访中国,并于1968年和1971年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了两次修订。斯诺将原书的时态改成了过去式,根据三次访华所收集的新材料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和改写,同时增补了万余字的注释,并在附录中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包括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以及一百余条人物小传等。在冷战的背景下,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依然经久不衰,成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美国学者在斯诺个人档案中发现了斯诺1936年在陕北采访时的笔记本,其中不少内容是《红星照耀中国》中“从未用过的材料”。这部采访笔记随后由哈佛大学出版,题为《红色中国散记》。这部散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被学界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续篇”。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去世。据夫人惠勒·斯诺回忆,斯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热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根据这份遗嘱,斯诺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旧址,即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 

      《红星照耀中国》迄今已出版了至少十个中文全译本,其中三个值得重点介绍。

      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著作最早的中译本。该译本是在胡愈之主持下,由12位译者集体翻译的成果。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胡愈之从斯诺手中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了翻译,并以“复社”名义公开出版。斯诺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同时发表了一些英文版中未收入的照片。为避开国民党出版审查,复社使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由于当时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多数读者一眼便能看出《西行漫记》讲述的是“红色中国”的故事。

      上文提到,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过程中,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是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斯诺在把样书交给胡愈之时对原文做了一些删改,所以复社版《西行漫记》与戈兰茨原版在内容上是有不小差异的。1999年出版的《胡愈之译文集》收入了复社版《西行漫记》的校译本,纠正了原先译本中一些翻译和事实方面的错误。

      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沿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这一译本以1937年戈兰茨版为底本,恢复了《西行漫记》12章57小节的原貌,同时收入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作的序,以及胡愈之1979年为该译本所作的序,但出版时有所删节。董乐山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的译笔准确流畅,出版后大受欢迎,两年内便发行了165万册。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第二卷)》是这一译本的再版,但对部分内容做了修订。

      在三联译本出版的过程中,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范用发挥了关键作用。据董乐山回忆,范用最初的想法,是在胡愈之等前辈译者的基础上,对复社译本进行校核后再版,但由于上文提到的底本等因素,令编辑和译者感到“这个工程太大,不如重译省事”,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三联译本。

      1992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方准、梁民译本是《红星照耀中国》迄今内容最全的一个译本。该译本以1972年鹈鹕版(1977年增印本)为底本,将斯诺增补的与毛泽东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中国革命年表、书目提要等内容全部译出,并收入费正清为《红星照耀中国》所作的引言,以及斯诺1944年、1968年和1971年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和后记。上述内容共计10余万字,是之前中译本中不曾收入的,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中国香港地区南粤出版社和广角镜出版社在1975年前后翻译出版的两版《西行漫记》也值得关注。上文提到,斯诺在1938年修订版中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在诸多译本中,1949年急流出版社出版的由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以及1949年启明书店出版的由史家康等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收入了增补的这一章。此外,《红星照耀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节译本,如王福时等人1937年翻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被称为《西行漫记》的“雏形本”。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79年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这本小册子收录了《红星照耀中国》第四、五两章以及第三章部分内容。吴黎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的翻译,作为当事人,他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前言,对译文的重新校订,以及所加的注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20年,《红星照耀中国》被列入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为适应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译本,译者为王涛,斯诺的女儿西安·斯诺和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为新译本作了序言,该译本部分章节随后入选初中语文八年级(上)配套阅读教材。

     

          3 常译常新的《红星照耀中国》 

      自1979年三联书店董乐山译本出版以来,学术界、读者,乃至《红星照耀中国》里提到的尚健在的历史人物,很多人围绕书中相关问题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证文章,为提高《红星照耀中国》译本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斯诺本人多次回忆道,当年在陕北采访时,对一些人名、地名记录得不够准确,且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威氏拼音,这就给翻译增加了许多难度。

      以人名为例,在《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第三节中,毛泽东回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经常同一个叫“Chu Hsun-pei”的学生讨论学问,过去译本多译为“朱舜白”(即朱谦之),但作为姓氏的“Chu”,在威氏拼音中可以有朱、储、居、瞿、区等多种音译,经学者考证,毛泽东这里谈到的其实是另一位人物“区声白”。这一细节的纠正,对研究毛泽东早年经历有所助益。

      再如,斯诺在第四章第六节中提到,1931年在研究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参考过一本题为《中国共产党现况》的小册子,作者是“Yang Chien”。过去的译本将这位作者音译为“杨健”,但对“杨健”的身份大多语焉不详。经学者核实,这里的“Yang Chien”其实就是杨铨,即杨杏佛。1931年,杨杏佛赴江西考察,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使外界看到了江西苏区的真实情况,正是这篇文章使斯诺坚定了前往“红色中国”一探究竟的决心。

      斯诺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记者,因此《红星照耀中国》里出现了不少近代以来在华活动的外国人、机构、报刊等。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名词往往有其固定的中文名称,不宜按英文直译。比如第六章第二节出现了一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芬德莱·安德鲁是谁?大概无人晓得,但这位安德鲁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安献今”在近代历史文献里却有不少记载。此外,检索“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恐怕也会一无所获,事实上,斯诺这里提到的机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华洋义赈会”。应该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探讨是以世界近代史为大背景的,因此,这部著作的翻译也应该力求做到历史化。

      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不难发现,斯诺的笔锋非常犀利,他通晓汉语,在报道中常使用谐音词、双关语,以表达某种言外之意。例如,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Some Han Bronzes”,过去译本多直译为“汉代青铜”,如果不联系上下文,这样的标题乍看未免令人费解。笔者猜测,这里的“汉代青铜”恐怕与张学良有关。张学良字“汉卿”,斯诺这里也许是想暗示读者,协助他进入陕北苏区的除中共方面的“王牧师”外,少帅张学良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在保证翻译准确性的同时,如果能兼顾风格,会使这部经典的阅读体验更加立体。

      回顾历史,《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出版近一个世纪后依然能持续引发读者的兴趣和学界的重视,足见其经典性。相信在译者、学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下,《红星照耀中国》定能常译常新,令经典焕发出新的光芒。

     

      (作者:姬泰然,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站编辑:穆 菁
    党建网出品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