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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者如何做有个性的学术
    发表时间:2023-10-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几年前,一位著名高校的面试老师,很感慨面试中见到的学霸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人人成绩优异、奖项金光闪闪,但看不出有什么个性所长。这番感慨引发许多共鸣。缺少个性的情形,现在颇为普遍。很多学术成果,精严规范,但学术个性似乎不那么鲜明了。人文学术的优秀成果,往往都来自学者的个性化创造,如何让学者做更有个性的学术,是很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近,杨阿敏先生编著的《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学海》)由崇文书局出版。书中汇集了谭家健、薛天纬、葛晓音、陈洪、邓小军、赵敏俐、谢思炜、傅刚、刘跃进、诸葛忆兵十位古典文学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十位名家对自己学术成长经历、求师体会、治学经验,谈得十分充分。全书内容充实生动,带给人多方面的感动和启发。十位名家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扬文苑的学人。学术的春天、开放的时代,带给他们奋进的热情与开阔的视野。今天重温他们的学术故事,除了感受其奋斗精神,深入认识其学术成就,也许更值得体会的是他们如何在治学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做出了有个性的学术。有意思的是,十位名家虽然取径不同,师承有异,但他们形成学术个性的道路,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体会这些相似处,很能引人深思。

     

      首先是师生自由交流。

      从师问道是古今为学之通义,但《学海》中所记录的师生交流,很多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是远去的风景。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招生人数少,十位名家所师承的老学者,大多用类似师徒相授的方式来指导学生,注重随时随地的交流。薛天纬先生回忆自己研究生期间,除了外语课是按课表上课,有教科书,其他的专业课都没有课堂教学,都是师生相互接触、交谈。学生写出文章,然后去和老师交流,写的文章也不一定是老师讲过的东西。葛晓音先生师从陈贻焮先生,陈先生要求她每两周完成一篇读书报告。赵敏俐先生师从杨公骥先生读博士时,他回忆“杨先生基本不给我们上课,他说:‘书你们都会读,我的著作,别人的著作就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要给你们作指导,我要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们。’”赵先生当时就是先自己读书,准备问题之后,两个星期去一次杨先生家里。杨先生听他的读书汇报,和他交流。

      以前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样的师生交流太随意,不规范,是八十年代学术百废待兴时的权宜之计。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课程管理、教学大纲日趋完善,这种“落后”的方式已经基本被严格的课堂教学所取代。但是,对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来讲,这样的变化效果如何呢?

      《学海》中陈洪先生的访谈,就记录了陈先生对此的感慨:“现在研究生的课都要确定课时、确定教室,一次讲三个小时,这符合不符合这个层面教育的内在规律?尤其博士生,书院那种师弟切磋,喝着茶,广泛地讨论,是不是更好一些?或者,多种形式,灵活安排,会不会更好一点?完全把工科思维,类似工匠、车间管理的方式引到高级人才培养中,可能有些简单化了。”师生自由广泛的交流,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锻炼学术能力,而且对学生的立身为人,也有涵养化育之效。谢思炜先生师从启功先生,启先生的指导方式就是和学生讨论问题,没有固定题目,他有什么想法都会和学生讲,也会听学生的看法,让学生介绍一些学术上的新观点之类。谢先生认为这样的交流,学到知识和治学方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见识了一种做人做学问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研究生课程体系越来越严密,但也不要忽视师生自由交流的意义。

     

      第二,关注经典。

      《学海》中的十位先生,研究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对经典下过很深的功夫。关于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专著,谭家健先生有《墨子研究》,薛天纬先生有《李白诗解》《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合著),葛晓音先生有《杜诗艺术与辨体》,陈洪先生有《亦侠亦盗说水浒》《西游新说十三讲》《红楼内外看稗田》《四大名著导读》,谢思炜先生有《白居易集综论》,傅刚先生有《昭明文选研究》,刘跃进先生有《玉台新咏研究》,诸葛忆兵有《范仲淹研究》。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普遍强调要以整体的眼光认识文学的时代发展,对较受忽视的二三流作家,也要给予关注;因此群体研究、时代文学的通观综论往往更受研究者的青睐。《学海》中的先生们,在通观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华古今骈文通史》,葛晓音《八代诗史》《唐诗流变论要》,陈洪《中国小说通史》《中国小说理论史》,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中国诗歌通史》(与吴思敬共同主编),谢思炜《唐诗与唐史论集》,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等等,这些著作都是综合研究的代表。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虽然不聚焦于某个经典作家或经典文本,但都是立足于经典研究的成果。前面提到各位先生关于经典的专论专著,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真正吃透核心经典,才能对时代的整体面貌获得深入的把握。

      为什么这些先生无一例外关注核心经典?这与他们研究生教育所接受的训练大有关系。从《学海》的访谈来看,他们在研究生阶段都有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经历。薛天纬先生跟随安旗先生研读李白,通过讨论《将进酒》,确立了硕士论文的题目。陈贻焮先生要求葛晓音先生通读经典作家的全集,撰写读书报告。谢思炜先生读硕士期间,邓魁英先生要求一年读唐代,一年读宋代,选重要作家来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他研读了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邓小军先生在硕士期间,研读了十三经中除《榖梁》《公羊》《仪礼》《周礼》之外的九部经典。刘跃进先生师从姜亮夫先生读研期间,姜先生也制定了《尚书》等十二种先秦典籍的选读书目。通过研习经典,入古典文学、古代文史之门,这几乎是十位先生的共同经历。这样的学习方式,在今天是否过时呢?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手工”阅读。

      在网络和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学海》中先生们的读书方式,真有手工作坊里一步步手工制物的感觉。他们都是习惯阅读纸本书,一本本地读,一笔笔写下读书笔记;即使新世纪以来都使用了电脑,但也仅限于电脑写作和进行简单的文献检索。诸葛忆兵先生说他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原先是写在卡片上,后来就在电脑里开设文件夹。目前日新月异的大数据处理技术,这些先生们都还没有用之于自己的研究。《学海》中记录了他们读书的艰苦经历,像陈洪先生的导师王达津先生要求他通读《全唐文》,当时《全唐文》只有线装的,陈先生天天去图书馆阅读,读了三个月,记了厚厚的笔记。傅刚先生做《文选》版本研究,调查版本颇为不易,他感慨:“现在条件太好了,只要一上网,很多图书馆都把目录公开了 查阅太方便了。当年我们全靠手抄,连复印都没有,所以是蛮艰难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运用,无疑会给学术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助力,但是,对于文献一页页的阅读,这个过程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来加以提速呢?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阅读是身心一体的过程,前信息时代手工式的阅读,可以让所读的内容更加内化于身心,这对于深化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学海》中的先生们都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一点点读出来的,而不是被预先安排的。我想,正是开放自由的师生交流、对核心经典的认真钻研以及对文献像手工制物一样的一步步阅读,让他们摸索到自己的学术方向。这样找到的学术道路,才是自己的路。学术上的“自树立”,绝非一味放任天性所可为,而是需经过特殊的涵育才可达致。人文学者如何做出有个性的研究,读一读《学海》,会收获许多启发。

      杨阿敏先生成此《学海》,其间经历了许多艰辛。他毕业于一所普通高校,怀着对文史研究的巨大热情,创办了“尔雅国学”公众号,担任《中华瑰宝》杂志的编辑。他曾向我约稿,我们由此相识。其后我看到他的几篇访谈,感到非常详实而有特色,娓娓道来、生动鲜活。他对访谈准备得很充分,关于学者的求学经历,从小学时代谈起,很多内容是以前读者很少了解的。关于学者的治学心得,他的访谈挖掘得十分深入。阿敏先生感慨自己大学时代一位名家都没能见过,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学子,无缘向名家问学,因此他十分珍惜访谈求教的机会。我想一定是他求教的至诚,打动了各位学者,让这些名家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敞开心扉,回忆自己一路为学的曲折与收获。《学海》前后用时七年之久,中间还经历了疫情。阿敏先生做访谈没有任何经费支持,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力行不殆,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悟学术门径,出版了《胡铨年谱》《三通序笺注》等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十分令人钦佩。

      总之,《学海》是珍贵的学术史文献,年轻学子可以从中领悟治学门径,当代学术发展也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书中的十位名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让更多的人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思考,这对赓续中华文脉,也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刘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网站编辑:穆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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