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意义与现实启示

何虎生　张林

　　1992年初，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高度出发，于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紧紧围绕我们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时深刻地阐释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明确了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而且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铺平了道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谈话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添了智慧和力量。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发表谈话。（来源：人民网）

指明前进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之以恒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南方谈话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内社会在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集中凸显，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诸多难题困扰，需要得到方向上的引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和剧烈动荡，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能不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际上格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与旧体制愈发广泛地交织起来，诱发了各种内部矛盾和现实问题，如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等。“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滑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7年的11.6%、1988年的11.3%迅速降至1989年的4.1%、1990年的3.8%，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也有所削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要不要搞改革开放”成为甚嚣尘上的一种争论。综合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进则退的临界点，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方向上的引导。

　　邓小平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指出要靠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高潮。在视察期间，一方面，邓小平深刻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邓小平科学回答了改革开放的新问题、新困惑，强调“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特区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等等。在“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指导下，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解放思想、加快步伐成为舆论共声，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力得到极大解放。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例，1992年、1993年和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率分别为14.2%、14.0%、13.1%；在对外开放方面，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990年的34.87亿美元快速增长至1994年的337.67亿美元。这些数据直观地展现出南方谈话对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来源：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准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基础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到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必由之路”和“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在历史演变中传承、在时代背景下创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关键问题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重大判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仅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而且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突破思想束缚：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南方谈话前夕，我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成为新的时代之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对计划经济的改善和修补，后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引入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破除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后，在发展商品经济、革新经营方式、引进外来资金等政策和措施的影响下，我国在生产、价格、商业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彻底澄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就无法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将止步不前。

1992年，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来源：人民网）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理清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不仅彻底破除了市场经济所带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实践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认识，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原创性贡献，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却是一个全新的定位，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此外，围绕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要素市场不成熟等相关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向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迈进。

提供现实启示：继往开来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历史节点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永远矗立的巍峨丰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首先，南方谈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基本经验，如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要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其次，南方谈话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在剖析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赋予改革新的意义，又在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同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扫清思想障碍等。再次，南方谈话清晰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向前发展的一系列基本方略，如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升华而成的真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现实启示。

1992年12月，繁华的深圳罗湖商业区一角。（来源：新华社）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髓要义，从新的实际出发，形成了新的发展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需要新的理论支撑。在此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现代化经济体系论等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南方谈话的历史延续。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以这样的形式跨越时空的阻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始终如一地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