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对“富强”的认识逐渐转变，他们意识到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推行洋务运动“求强”“求富”，其国防思想在忧患意识、战略判断和发展路径选择上均有所变化。

　　求强：面对现实的压迫

　　中国近代国防建设，首先关注的就是“求富”“求强”，但到底是先“求富”，还是先“求强”，实则很需要战略眼光。考虑到晚清局势，“求强”大概是一种本能选择。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派的思路一度非常直接且清晰：中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坚船利炮，以此来抗击列强的侵略行径。“师夷长技”就是发展军工，大量建造利器，以利器求得“自强”，进而求得“自立”，避免被西方列强欺压凌辱。他们眼中的利器，以先进火炮和远洋舰船为代表。晚清时期致力发展的，也正是这两种武器。

　　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看法都基本相同。曾国藩说：“购买外洋船炮，时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宗棠则进一步认识到“洋人嗜利，用于出售之舰船技术未必新、质量未必佳，若依赖进口，仍将为人所制”，他积极推动兵工自主制造，将“师夷长技”逐步落到实处。曾对洋务派给予大力支持的恭亲王奕，对利器充满热切期盼，他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清廷以“求强”为宗旨的军工制造，获得阶段性成果。

　　求富：筑牢国防的根基

　　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指出了战争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给物资和财产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因此，《管子》有云：“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基于这层考虑，孙子强调战争发起前，需要考虑“千里馈粮”和“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等，高度重视战争准备工作，需要积累社会财富。先秦时期法家“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的观点得到推广，秦国主张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由此取得统一天下的功业。

　　与古代兵家的主张有所不同，近代中国不少官员学者不只重视农业，同时逐渐重视起商业，试图由此求得富强。曾国藩最早提出“商战”这一概念，强调西方侵略者背后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指出“商战”是西方列强的国策，“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曾多次出使欧洲，并担任过曾国藩幕僚的郭嵩焘，考虑得更加深远。他将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归于政教，其次是商贾，再次才是洋务运动所孜孜以求的利器。但这些主张，显然超出洋务派当时的认知水平，甚至危及朝廷统治基础，不可能为当权派所接受。

　　王韬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民穷财尽”，就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得到重视。如果模仿西方国家，加快商品流通，打破闭关而治的模式，便可以迅速改变形势。因为发展工商业，既可以发展和保护中国传统农业和丝、茶业，又可以扩大贩运之利，带动货物流通，并且有效抵制外国商品的大量侵入。洋务派在与西方交涉中感受到西方的经济侵略，于是开办轮船招商局，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开展外洋贸易为“直捣中坚之策”“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筹办织布局，“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他们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提高生产力、提升国民经济以抵抗外国侵略。

　　求新：迈向近代的观念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认为国内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并上下一心，对外才能治理武备，确保战争取得胜利。自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朴素的富国强兵思想，高度重视国防建设。

　　中国传统富国强兵理论，以求富为根基，再致力于军备。农业自古是经济命脉，也是国防基础。受“重农抑商”、以发展农业为“务本”之举等观念影响，古代兵家几乎一致主张寓兵于农，兵农结合。晚清时期，保守派充分吸收这一思想，认为侧重发展农业，便可驱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反对洋务派兴办军工，坚信中国根本不需要引进西方包括军工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因此，当时若要建构新的富国强兵理论，就必须重视“耕战”“商战”“学战”之间的联系，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

　　近代官员学者的国防观念，实为一步步发展变化。起初，他们只是单纯追求坚船利炮，提倡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后发展为学习其制造方法，改而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再发展到羡慕西方经济模式，试图以振兴工商业来提振国民经济，提升国防水平。然而，他们对政体并不愿意进行讨论，也不敢有所触及。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成为洋务派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郭嵩焘思想过于超前，已超过洋务派所能接受的范围，只能暂时被陋识所掩埋。大家拒绝郭嵩焘关于重商和“本末”方面的论断，采取“中体西用”模式，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政治空间内求变通、求生存、求发展。

　　总体来看，晚清求富求强的革新运动，虽说实际成效不大，但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为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形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指出，只有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才能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为此，他一面呼吁“铁血之主义”，一面期盼“尚武之国民”，认为除此则“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西方近代国防思想被引进中国之后，受到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促进学界尤其是军事理论家的反思，以“求富”“求强”为核心要义的近代国防思想得以初步形成。（徐 寅 熊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