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一批批爱国青年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碍，奔向黄土高原的陕北小城——延安。他们投身革命洪流，发出了“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铮铮誓言。当时的延安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和吸引力，让他们甘愿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也许，创作于1938年的歌曲《延安颂》可以回答。

　　奔向革命的圣地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其间，党中央有13年是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度过的，习惯上被称为“延安十三年”。这十三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片段，但它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

　　1935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在这里找到了落脚点和出发点。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被称为革命圣地。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深入敌后开辟战场，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把解放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从而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全国只有4万名党员，1948年走出陕北时，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从小到大，浴火重生。

　　当年，延安山城虽小，却主宰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延河没有惊涛骇浪，却唤醒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窑洞虽然简陋，却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奠定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陕北高原物质匮乏，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延安精神。

　　正因为延安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感召下，各地爱国青年对延安心驰神往。

　　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量热血青年冲破层层阻碍，奔赴延安。新鲜力量的涌入，让延安这座小山城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唱歌，成了革命者工作之余抒发激情最常见的方式。曾刚在《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中记述：“曾来到延安的外宾和朋友，把延安比喻为‘歌唱的城’，把我们的民族比喻为‘歌咏的民族’。”当时的延安到处回荡着抗战救亡的歌声，高唱抗战歌曲成为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文化景观。

　　在千千万万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中，有两位文艺才俊：一个是作曲家郑律成，一个是女诗人莫耶，他们被分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在延安的每一天里，他们都被热火朝天的战斗热情所感染，用莫耶的话讲就是“走路想跳，开口想唱”，激起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律成和莫耶还有鲁艺的师生，在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后，一起来到山坡上。当时正值黄昏，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不远处的群山，巍峨的宝塔，滚滚的延河泛着金色的光辉，一切都是那么壮美。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从会场走出来。他们的歌声在延安城响起，群山沸腾了，延河沸腾了……面对此情此景，郑律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莫耶说：“真是太美了，你赶快写个歌词吧！”

　　莫耶也被眼前这壮美的一幕打动了。她掏出笔记本，文思泉涌，优美真挚的歌词随着笔尖倾泻而出。写好歌词后，莫耶又写上题目——“歌颂延安”。在旁边一直看着的郑律成拿起歌词兴奋地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我马上谱曲！”当晚，伴着延河的流水声，在河边流萤的微光里，郑律成沉浸在创作中。当晨光微露时，他完成了谱曲。

　　汇聚人才的圣地 

　　几天后，延安举行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郑律成和唐荣枚的男女声二重唱《歌颂延安》。随着前奏响起，动人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自然流淌出来：“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这倾注了无数革命者对圣地延安满腔热情和由衷赞美的歌，刚一唱完，参加晚会的毛主席便带头鼓起掌来。整个会场的听众都被这首歌打动了，掌声持续了很久。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来要《歌颂延安》的词曲。不久，鲁艺秘书处长魏克多拿来一张铅印的歌篇给莫耶，歌名已改为《延安颂》。魏克多说：“中宣部的同志问，对题目这么改有什么意见？”莫耶高兴地说：“题目改得好！叫《延安颂》好！”

　　《延安颂》曲调婉转优美，又不乏豪迈的激情，既有中段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调，又有前后段抒情性的曲调；既吸收了民歌的某些音调特点，又借鉴了西洋抒情曲的音乐风格，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地交融在一起。由于《延安颂》成功塑造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形象，很快就在延安传唱开来。不久，这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和优美清新意境的战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了前方……郑律成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想到它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许多没有到过延安的人听了这首歌后，都对圣地延安产生了向往。许多爱国青年正是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为了培养锻炼这些纷至沓来的知识青年，在延安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城里，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多所院校，面向全国青年招生。招生简章通过《新中华报》发布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由于报考抗大、陕北公学等院校的知识青年人数众多，党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相继成立专门的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工作。

　　延安的学校设有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专业，培养出方方面面的人才。他们中出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等，对延安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延安真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的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头脑里的成熟思想一股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创造新文化的圣地 

　　《延安颂》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真挚情感。不管天南海北，只要唱响《延安颂》，仿佛就把人们带到了延安，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

　　1939年，党中央放眼未来、放眼发展，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当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在各类学校中普遍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教育，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武装了他们的头脑，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进一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生产，逐渐抛弃小我，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过延安革命熔炉的锻造，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加入党组织。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

　　延安文化的特点是人民性和大众化。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老百姓所需所想所求相结合，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源头。作为精神文化的圣地，“延安十三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延安精神。

　　《延安颂》，这首蕴含革命豪情的歌，是一代革命者献给圣地延安的心灵之歌和伟大赞歌。郑律成后来曾回忆说：“延安是抗日的圣地，我就想歌颂她，所以写了《延安颂》。我们搞创作的人，要有一股劲，要有一种激情，才能写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曲目，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电视剧《延安颂》等都以它为插曲。这首曾鼓舞革命将士的壮美颂歌，作为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作为延安时代的重要文化符号，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不懈奋斗。（钱均鹏 冯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