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提前着手在南京、上海等地抽调老区干部、招募学员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主力部队一起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但即使未雨绸缪，与西南繁重的任务和广阔地域相比，这些人员还是远远不够。邓小平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

　　加强现有干部的训练和团结。邓小平始终把进军西南的六十万部队作为治理西南的主要力量，提出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因此，在大规模对敌作战结束以后，“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为农村的土地改革做准备。当时提出正规军实行彻底分散的方针，采用包干制，规定“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指出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西南以部队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大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加以克服，才能更好地实现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转变，完成农村繁重的治理任务。为了整顿干部作风、提高现有干部能力，邓小平提出“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的任务，整训的方法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西南干部还面临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由西南干部构成的复杂性造成的。邓小平在进军西南以前就预估到这一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并提前给干部们打了一剂预防针，称之为干部“会师”。他指出：“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作风。”根据这种情况，他要求每个同志都应自觉注意团结问题，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不团结，力量就会进一步削弱。

　　有计划地从当地培养选拔农民干部。邓小平指出：“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相对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城市下派干部，培养大批本土农民干部是着眼农村长远治理、巩固农村政权的治本之策，也是在农村干部急缺情况下的务实办法。在农民干部培养选拔上，邓小平注重通过农会去发现、锻炼农民积极分子，要求西南各地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农民协会。由农会开办大量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负责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但是，从农民中培养、选拔干部毕竟需要时间，在农村工作急需用人的情况下，邓小平主张可以使用农村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如小学教员、贫困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他指出，要大胆利用保甲和知识分子，“把工作表现积极、与群众有联系的提拔起来，不好的洗刷下去，不行的调去训练”。

　　（摘编自《邓小平研究》2022年第3期 王义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