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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从隐蔽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
    发表时间:2020-07-30 来源:学习时报

     

      1962年2月9日,新中国开国上将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深情作诗,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董老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对李克农知之深、情谊切,一句“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将李克农的作用和才华,与唐太宗倚重的大臣房玄龄和秦汉之际的大谋士李左车相提并论,不仅生动描述了李克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间接揭开了我党的一个谜底。在57位开国上将中,李克农唯一没有在战场领过兵、打过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与沙场战将比肩、授予战将殊荣?这是因为李克农来自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在国民党情报心脏建共产党情报小组 

      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雨腥风笼罩着中华大地。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等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机构,以“加强党的政治保卫”。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在上海建立。1929年底,李克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了中央特科的一员。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入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国民党悬赏通缉。为摆脱敌人追捕,他乔装打扮,从芜湖到南京再到上海,终于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有一天,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见了昔日旧友胡底,又经胡底介绍,认识了钱壮飞。“共产党员”这个三人共有的符号,很快让他们结成了“同志+挚友”。当时,钱壮飞已经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担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芜湖开展革命时,李克农有过奉组织之命打入青帮、为革命刺探情报的短暂经历,他意识到,钱壮飞现在的岗位,既是“龙潭虎穴”,也是“情报高地”。

      “壮飞,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现在有没有办法再嵌一个钉子进去?”李克农这一问,让钱壮飞想起了国民党为扩大特务组织、正在筹划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名义,招聘广播新闻“编辑”。

      好主意!李克农心中一亮。他把这一情报以及他们的设计,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很快,在中央特科担任二科科长的陈赓约见他,并通知说,“中央完全同意钱壮飞的推荐和你本人的申请”,还特别传达周恩来指示“要把敌人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李克农本来就是我党的“笔杆子”。经考试,1929年12月入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进入了敌人的情报心脏。

      为了让李克农“脱颖而出”,周恩来时常把我党的一些过期文件交给他,李克农则以“缴获共党文件”之名,送往南京。徐恩曾对李克农的精明能干刮目相看,不久提拔他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掌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队伍。这是一个获取情报、输送我党情报工作人员的绝佳职位,李克农喜出望外。李克农站稳脚跟后,胡底又在钱壮飞的安排下,顺利进入徐恩曾的情报部门,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

      1930年,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然后分头执行,李克农与陈赓进行联系。为便于传递情报,组织上还选派宋治家,以“佣人”身份住进李家,担任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

      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特别党小组”在潜伏期间,先后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等突发紧急情报,均由钱壮飞从徐恩曾处获取,由李克农紧急送交陈赓。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中央红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此被周恩来称赞为“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完全暴露。1931年8月,遵照中央指示,他秘密撤离上海,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继续负责保卫中共中央安全。

     

      与张学良接触的我党代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红军联合抗日。

      后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接触。

      1936年2月21日,大雪飞舞,陕北高原银装素裹。李克农一行4人,冒着暴雪,秘密前往洛川。当时,东北军内藏有不少蒋介石耳目,李克农洛川之行是严格保密的,一行人的装扮也精心设计过。李克农深知,这次接触,事关我党团结抗日大局,责任重于泰山。出发前,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

      2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洛川。按照事先安排,午夜入城,秘密住进了一个僻静的独院。

      洛川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李克农与王以哲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红区与白区通商”等5项口头协议。第二阶段,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谈判中,张学良幽默风趣、傲气自大,李克农不卑不亢、策略灵活。一次,张学良设陷阱:“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说完,起身往外走。张学良见势,立刻转弯,谈判继续进行。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谈判,从3月4日下午3点一直谈到3月5日凌晨5点,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系、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提出,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到肤施(延安)进一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马不停蹄地赶赴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无比高兴,赞扬道:“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4月9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谈判,李克农同行。肤施谈判,张学良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向我党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时局发生重大转变。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时,仍然怀念他与周恩来友情,不忘评价李克农:“此人厉害!”

     

      抗战文化城中的著名“八办”处长 

      桂林,山川秀美。抗战时期,这里是南方军事文化重镇,也是誉满全国的“文化城”。1938年11月,李克农奉中央之命来到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任处长。

      李克农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全民族抗战以来,先后担任八路军驻西安、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主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但他这次来桂林,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任务,都大不相同。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二是武汉、广州沦陷后,桂林军事地位上升,桂系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坐镇桂林,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和陈果夫CC系等都在这里建有据点,各派势力鱼龙混杂、相互竞争;三是李克农的身份,除对外是“八办”处长外,在内部是中共南方局秘书长,兼有整顿和恢复中共南方地区党组织的重任。

      初来乍到,李克农首先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是桂系三首领之一。一见面,黄就单刀直入问他:“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沉着、机智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诚,友好,交底,李克农给黄旭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八办”与桂系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8年,广西省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李克农请示中央后,派遣秘密共产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应聘“干校”教育长职位,黄旭初欣然同意。为帮助杨东莼办好“干校”,李克农精心挑选了10余名共产党员担负教学任务。杨东莼的“干校”工作,接受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但方式是秘密的。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干校”一共培养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

      《救亡日报》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9年1月,经李克农协调,在桂林复刊。复刊后的《救亡日报》,既有公开合法身份,又保持统一战线风格,发行量猛增,成为“文化城”城内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盏星灯;报馆太平路12号成为联络民主进步人士的公开场所;总编辑夏衍也参与到党的统战工作中。1939年春,《救亡日报》为筹措资金,举办了几场大型公演活动。普通票一般售价五毛。但有一天,报馆来了一位军官,一次性买走募捐票50元。这引起了夏衍的注意,立即报告李克农。李克农了解到这位金主是桂系31军170师副师长韩练成后,指导夏衍及时跟进工作,二人成为交心朋友。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中,担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为华东野战军一举全歼李品仙部5.6万人,立下大功。

      桂北路138号,挂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醒目的招牌,这是李克农“八办”处长办公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桂北路206号,李克农还有一处领导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机关。在这个寂静的战场,李克农按照周恩来“隐蔽精干”要求,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出色完成了特殊使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统战形势开始恶化。因为内线情报工作得力,李克农在桂林城内“耳聪目明”,他果断指挥公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两套人马,转移干部,藏匿物资,潜伏人员。后来,他获得情报,蒋介石下达了逮捕夏衍、胡愈之等人的“密令”。他快速反应,赶在国民党特务动手前,将通缉令中的“要犯”一个个秘密送往香港,彻底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公开叫嚣“武装绑架李克农”。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送来字条,上面亲笔写着:“清洗桂林,克农快走。”

      1941年1月22日黎明,李克农千里走单骑,从容撤离桂林,结束了2年3个月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任务。

     

      “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7年3月,延安的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蒋介石集中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能够迎击胡宗南进攻的军队只有6个旅2.6万人。

      2.6万∶∶25万,按照一般逻辑,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何况胡宗南的部队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而西北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水平。然而,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原因何在?

      除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彭大将军“横刀立马”与习仲勋一起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出了“奇兵”。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成立了中央情报部,李克农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带有全局性、关键性、决策性的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支持。

      这是我党情报战线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李克农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转变。解放战争中,西安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和王超北情报系统,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香港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屡屡在特殊战场上演精彩、书写传奇,就是这场转变的生动缩影。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很早,李克农就未雨绸缪,对西安情报系统提出了16字方针“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抗战胜利后,他又及时指示西安情报机构,把侦听、获取情报的重点转移到延安周边国民党的军政系统、特别是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上来。

      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蒋介石开始针对延安调兵遣将。但蒋介石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在我党情报机构的掌握之中。1946年11月5日、12月初,1947年2月4日、2月28日、3月5日、3月7日,李克农不断收到西安情报系统发来的胡宗南兵力调动、蒋介石给胡宗南密电指示等重要情报。

      1947年3月13日拂晓,胡宗南进攻延安战斗打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关键时刻,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并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送来了胡宗南《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以及《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等重要情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我军三战三捷,有力打击了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稳控了陕北局势。周恩来自豪地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得用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很清楚。”

      陕北战场,深刻影响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遍地开花:大批情报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量国民党密电文被截获破译;大批潜伏国民党阵营的特殊党员,展开分化瓦解重点人员工作。这一切,都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研究战局、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决策依据。情报的“眼睛”和隐蔽战场的“助攻”,对我党我军始终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发挥了独特作用。

      1948年,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对敌策反起义工作。毛泽东指示:“我们不仅要情报,在有条件时,也要人的力量。”李克农心领神会,他先后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成功策反了长春守军起义、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和多起海空军起义、“两航”起义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开城谈判的“隐形巨人” 

      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由周恩来签发,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由于长期劳累和特殊战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李克农的身体从1943年起就亮起了“红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停止一段时间工作,专程去苏联疗养治病。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越来越寝食难安。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很快回国了,并全神贯注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事务中。

      1951年6月底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向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奔去。见面的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7月5日,李克农抱病出征。

      经中朝双方商定,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开城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为团长,乔冠华协助工作,直接出面谈判的成员则是南日、邓华、解方、李相朝、张平山5人。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面对面的外交斗争。每次谈判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入门。

      当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建立军事分界线”这个环节时,很快就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拖延时间。8月10日第20次大会,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沉寂。看到中朝代表的焦躁情绪,负责联络的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请示李克农:“僵住了,怎么办?”李克农写了三个字:“坐下去!”字条迅速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代表们顿时茅塞顿开,这是毅力的对峙,特殊方式的战斗。沉默,沉默,半小时过去,1小时过去,这次会谈从下午1时38分至3时50分,一共沉默了132分钟,创造了谈判史上空前的奇闻。“闪电战”也是有的。一天,谈判轮到中朝方面主持。当双方代表落座,我方宣布:“会谈开始。”随即又宣布:“休会。”前后25秒。

      随着谈判的进行,我方既有针锋相对,又有灵活机智,这使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这一切。而这个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

      1953年7月27日,艰苦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我志愿军的军事打击配合下,落下帷幕。这次谈判,历时2年零19天,两易会址,五次中断,开大会58次,小会733次。李克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中朝人民赢得了胜利的成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李克农一直坚守在共和国的情报、保卫战线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网站编辑: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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