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闻传播中心理论部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中，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全党作风建设标准很高、措施很严、考验也很实”，强调长征精神等“都是由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构成的”。万里长征，既是一部浴血突围、绝地求生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淬炼铁的纪律、砥砺优良作风的生动教科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统回望长征时期党在纪律和作风建设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纪律是管根本、管方向、管全局的首要纪律，是长征胜利最根本的政治保障。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个长征中的经典故事：“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的生动细节，深刻揭示了绝境远征中政治方向高于一切、政治大局重于一切、政治纪律大于一切的深刻道理。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艰辛探索，逐步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严格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并通过加强对全党和红军的政治引领和纪律约束，有力保证了党的统一领导，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坚定理想信念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信仰是纪律的根基，忠诚是作风的底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长征初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重挫折和内部思想动摇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来严格落实。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明确提出，“在敌人残酷摧残下，在比较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内一些干部中不坚定的份子，可以而且必然产生一些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最危险的倾向”。此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发文，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一系列具体指示，强调革命必胜信念，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稳定党心军心。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纪律作风的胜利。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有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首要任务。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长征前后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促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的关键，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全。长征开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严重破坏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正确意见被压制，错误路线得以推行。但自湘江战役遭受惨重损失酝酿“通道转兵”起，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民主集中制便逐渐成为解决党内争端、开展党内斗争、决策重大事项的主要机制。遵义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纠正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伟大成功，根本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刚性执行、规范落地，为党走出革命低谷、开启崭新征程筑牢坚实制度屏障。

与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作斗争，是每一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党的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团结统一是党和红军战胜强敌、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严明的政治纪律要求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伍修权曾回忆，遵义会议后有人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毛泽东同志说：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质朴的话语，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守大局、珍视团结、严守纪律、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觉悟。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我们党不仅战胜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也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批评其“漠视党的一切纪律”的严重错误，号召“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最终在朱德、刘伯承及广大红军将士的努力下，张国焘率部北上。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四大铁律，凝练了长征纪律建设的核心精髓，奠定了百余年大党纪律建设的根本准则，至今仍是全党严守政治纪律、恪守政治规矩、维护团结统一的根本遵循。

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凝聚革命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更是长征绝境突围、浴火重生的核心密码。长征是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党和红军能屡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加强纪律建设从而争取群众支持、保障战争给养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通过《红星》报发表《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文章，强调“总政治部曾经无数次的提出，严整纪律是目前我们争取地方居民，创造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忽视了这一工作，我们就不能顺利的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这精准点明了长征时期纪律建设的战略价值：纪律松一寸，军心散一尺、民心远一丈；纪律严一分，队伍强一分、胜利进一步。可以说，党始终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一项事关长征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

高度重视严明纪律，保证与群众的正确关系。严守党的纪律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脱离根据地、转战白区的万里征途，本质上是一场争取民心、凝聚力量、重塑根基的远征。长征初期，红军面临全新的斗争环境，“我们困难主要的都是在于我们开始在白色区域中得不到像赤区内那样的群众的热烈拥护，甚至我们有时还会遭受到部分被欺骗群众的敌视”。而纵观古今，流动作战状态下的部队都更容易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面对长征的全新难题，党深刻认识到“没有纪律的军队，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将严肃部队纪律、加强群众工作作为“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1934年10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发布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务必“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兵马未动，纪律先行”，一系列政治命令，深刻彰显了红军作为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深刻体现了党同人民血肉相连的鲜明本色。朱德同志曾回忆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朴实话语的背后，是长征纪律建设最生动、最真切的历史写照。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期间，我们党召开重要会议20多次，其中一多半都涉及严明纪律相关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份一以贯之的从严坚守、一念不改的为民初心，让红军在颠沛流离的征途中始终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筑牢牢不可破的军民鱼水情，为长征最终胜利汇聚起无往不胜的磅礴伟力。

切实进行纪律检查工作，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是党员干部执行各项标准的保证。在长征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保证纪律的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力。数万里行军中，党和红军“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强调“对散漫混乱与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要开展斗争，以教育全体战士”。同时，针对不同情况成立各级监督机构，负责维护纪律。《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加强“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93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强调：“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1935年1月再次发出布告明确：“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红军抵达遵义前，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亲自检查了红一、红三和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除严格遵守和有力监督外，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并予以通报批评。以铁的手腕整肃军纪、净化队伍、端正风气，真正让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硬起来。

认真抓实纪律宣传教育，培育自觉守纪作风。教化于心方能自觉于行，培养自觉的纪律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纪律的强制性必须建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性上面。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传唱的《红军纪律歌》，字字朴实、声声传志，“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朗朗歌谣承载铁的规矩，质朴歌词镌刻为民初心。红军战士视纪律高于生命、守规矩重于一切，以高度自觉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红星》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纪律要求，“不强买强卖、买东西付钱”等标语被战士们绣在背包上、刻在步枪上。1935年5月，朱德同志亲自撰写《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等要求向民众宣示红军的纪律。党坚持对内教育与对外宣讲双向发力，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初心宗旨、红军的纪律主张。进入遵义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群众纪律等内容融入各种文艺节目之中向群众进行宣传。严格的纪律建设铸就了长征途中红军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长征之路成为纪律淬炼之路、作风锻造之路、民心汇聚之路、精神传承之路。

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参观“伟大的长征——浙江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图片展”时说，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概括的“三大优良作风”，在长征中都有集中和生动的体现。

长征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实践，四渡赤水扭转红军被动局面，俄界会议坚持北上方针、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矛盾变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无不深化着全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体认。毛泽东同志总结道，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红军跋涉数万里、足迹遍及十四个省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得到了空前淬炼，并从少数人的清醒认识逐步凝结为全党的理论自觉。上至党的领袖，下至红军指战员，通过各种方式深入一线，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展开调查研究。由此探明了沿途的交通地貌、气候特征、水源分布与敌军部署，对各地区的阶级构成、生活状况、民族关系及风土人情，也有了切实准确的把握。就此而言，长征堪称一次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特殊形式的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朱德同志经过周密调查，抓住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借道出境”，使八万余红军得以从敌军堡垒缝隙中悄然西进；刘伯承同志深入彝区访风问俗，依彝俗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战机；广大红军指战员走到哪问到哪，将调查所得之社风民情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把党的宗旨凝练成简短有力的标语口号，刷写于沿途屋壁石墙之上，打破了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长征是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要求每位党员、团员和战士都要开展群众工作，彻底实行苏维埃政策、切实改善群众的生活。在长征途中，党积极团结并帮扶广大工农群众，帮助工人增加薪酬、维护劳动权益，助力农民获得土地、减免苛捐杂税，多措并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卫生员龙思泉不辞辛劳地为老乡诊治病痛，因未能及时随大部队转移而被反动派杀害，被当地百姓称颂为“红军菩萨”；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沿途各族群众为红军提供粮食数百万斤，成千上万的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特别是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长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长征，正是在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实现伟大转折和最终胜利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无不是与会者经过激烈交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的。但各次会议都没有撤销任何人的党内职务，也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组织处分，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其主要任务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而会上领导人主动承认个人过失并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的做法，正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动实践。会上，周恩来同志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打破了僵局，恢复了民主氛围，对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全力推举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遵义会议后，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指挥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之战，打了消耗战、没有打赢。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他就“土城之战失利”做了自我批评，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红军队伍常态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私自离队、不搞好团结、争抢物资等重点问题。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对于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历史昭示未来，长征烽火淬炼的纪律规矩、涵养的优良作风，这些穿越岁月的宝贵财富，不仅成就了伟大长征的最终胜利，也为新时代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执笔：慕振东王霞杨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