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北京日报社共同主办的“首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26”在京召开，首都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代表、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与会者围绕“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会者认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进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既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也是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支撑。论坛上，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首批9个系列重大攻关专项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原理性成果进行了专题研讨。现摘编其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好“领头羊”作用

李君如

记得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后不久，中共党史党建学就被确立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因此，我建议从事党史和党建研究的学者，把“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到重要研究日程（而不只是“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需要我们做的，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真抓实干，把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学本来就是中国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把中共党史和党建理论研究整合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我们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创造性贡献。在西方和世界许多国家，有研究政党历史和政党理论的，但鉴于他们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制度实行的是“多党制”或“两党制”，不可能像中国这样把中共党史党建学确立为一级学科。作为党史和党建理论研究的学者，更要认识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历史和时代要求我们把“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好，为其他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表率。

怎么来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党史和党建尽管在实践中是紧密相联系的，但研究工作则是各自独立进行的，都有相当长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以往的研究，既为今天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又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必须解决的整合难题。由此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要任务或主攻方向，是总结好历史经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体系的“整体化”和“一体化”。

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史”与“党建”的关系。这是推进中共党史和党建研究整体化一体化难以避免的基础性问题。在“党史”与“党建”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认识到，“党史”是“党建”之“根”。“党建”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推进的。离开“党史”讲“党建”，“党建”就成为无根之木。而在党的建设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党建”之“果”，也是“党史”之“魂”，否则，“党史”就会成为“无魂”之史。这两者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决定了我们在对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进行整合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魂”，以党的历史为“根”，形成整体化和一体化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自主”与“借鉴”的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和“自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强调了“三体现”：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体现”的要义，即他反复强调的：“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四版（板）”的含义，就是要构建我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当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还特别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时，不是不要借鉴世界上有益的文明成果，而是要把“民族性”与“世界性”、“自主”与“借鉴”结合起来，并以“民族性”“自主”为立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贯彻、笃行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加快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好“领头羊”作用。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实现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认识

邱海平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系统回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形成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新时代经济发展观。该理论体系围绕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发展目标等核心维度，创新性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论断，系统回应了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依靠谁发展的经济发展根本命题，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遵循与行动指南。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结合我国生产力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其最具标志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就是新质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科学揭示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核心特征、生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实践要求，科学解答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力提质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代命题。

不难发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要面对两个核心范畴：发展观（指经济发展观）和生产力理论。那么，怎么理解发展观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关系呢？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发展观和生产力理论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且各有侧重的两个范畴。从它们之间的区别来看，经济发展观侧重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引领与方向规范，聚焦经济发展的目的性、理念性、战略性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思想引领，使之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理论侧重强调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动力支撑，聚焦生产力迭代升级的规律性、技术性、实践性问题，破解新时代生产力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核心难题。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看，生产力及其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根基和根本推动力，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和水平；经济发展观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引领与方向指引，规范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路径与格局，使生产力发展更好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者辩证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因此，发展观和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如果将二者统一为整体性的经济发展理论，能够厘清长期以来发展理念与生产力发展研究割裂分离的学术误区，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碎片化解读局限，凸显经济发展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支撑地位、基础性作用与根本性价值，为系统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从而实现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认识。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生产力理论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内涵与践行要求

吴潜涛

“历史观”与“价值观”紧密相连，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就要从大历史的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行学理考察。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抽象观念，而是生长在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既要有历史的纵深，也要有时代的观照，要放到其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两个大局”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如何协调不同层面的价值关系，如何发挥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立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共产党人价值观、时代新人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整合体，是由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价值选择、价值规范、价值评价等构成的自主价值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各构成要素，各以其独特的功能调节着不同层面的价值关系，并在实践中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价值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调节的是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关系；共产党人价值观则聚焦于政党组织成员这一特殊主体的价值关系，以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规范，协调着党员与党组织、党员与群众之间的价值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世界层面、人类层面的价值关系，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基本理念；等等。个体、社会、国家、政党、人类等维度的价值理念，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了新的阶段。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设来说，也必须在“广泛践行”下大功夫、硬功夫，要聚焦践行理念的广泛性、践行领域的广泛性、践行过程的广泛性、践行成果的广泛性。

践行理念的广泛性，就是要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相互支撑、相互印证，并具体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的价值理念必须与理想信念、道德观念、精神谱系等深层要素有机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践行领域的广泛性上，要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还要将其融入党的建设、融入国际交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着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实践，共产党人价值观为党的建设提供了价值规范，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实践中落地生根。

在践行过程的广泛性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渐进发展、螺旋上升的过程，必须从“过程”的视角把握青年学生、党员干部等不同重点群体的教育要求。例如，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覆盖，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中，遵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规律。

在践行成果的广泛性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要转化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实体性的制度规范和物质成就，比方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也包括非实体性的成果，比如全社会的精神风貌、社会文明素质等。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开创性探索

顾海良

今年5月17日，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十周年。《讲话》是新时代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开创了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境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根本要求。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思想主旨和学术圭臬、理论指导和学理规范。自《讲话》发表以来的十年间，在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历史性跨越中，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理论飞跃，取得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十年辉煌的伟大成就。

提升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系统性观念。《讲话》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擘画了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教材体系、知识体系在内的系统性观念和整体性结构。《讲话》提出的以“自信”为显著“标志”和“象征”的理论品质和学理风范，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底气、底色和底蕴，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精粹和基本特征。

《讲话》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方略布局，锚定了近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的思想精粹和学理特征。“十五五”规划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这深化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化学理化构建的特征和特色。

彰显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的大历史观。《讲话》一开始就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要从大历史观上把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机理和特征，昭示其中“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的鲜明底色和深厚底蕴。“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中坚守的信仰和信念的集中体现；“历史自信”是以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为根基，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有机结合、系统集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的结晶。

把握立足中国大地的现实根基和问题导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重要的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讲话》对“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所作的阐释，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讲话》提出的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取向和学理遵循，已经成为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方法和鲜明特点。

提炼标识性概念的“术语的革命”和学理基础。《讲话》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立足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形成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和中国智慧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理化体系。

由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独特的术语、范畴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各学科自主体系构建的主导和主线。2020年8月，在“十四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的“重要论断”所展示的就是“术语的革命”的成果，这些“标识性概念”及其系统集成呈现的就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

把握体系化和学理化集成的根本“特点”。《讲话》概括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以及“系统性、专业性”三个主要方面“特点”，是对自主知识体系主要特征的系统集成的阐释。“继承性、民族性”特点，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显著的标识，也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特征和学理挈要的概括。把中国实践总结好，也才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理念、思路和办法；解决好民族性问题，才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原创性、时代性”特点，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根本的特点和理论创新的本质规定。《讲话》提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原创性在对时代主题和特征的深刻把握中实现理论创新、获得学理跃升。“系统性、专业性”特点，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集中的特点，也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和学理化的根据。

胸怀天下贡献中国智慧力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着力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创新性理论，科学阐述了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蕴含对世界秩序、国家关系、发展道路、文明互动的深刻理解，为全球南方各国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科学理论支撑，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中彰显的胸怀天下的深邃思想和学理意蕴。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的三大资源

刘书林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与时代特征，对唯物史观进行守正创新、丰富发展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成熟完备、逻辑严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理论体系，首要前提是系统融通、精准把握其生成发展的核心理论资源，深刻厘清其理论根基、文化底蕴与国际视野。

第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中形成的历史资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源。唯物史观自从1846年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诞生以来，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都是在这一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的。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的最新形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发明，是借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传入的。在这此后108年的时间里，唯物史观指导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超越了近代的灾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为标志，开启了全党全国学习唯物史观、学习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热潮。这是建立新社会意识形态的开端。从此，中华民族精神一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资源。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7月1日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学界，很快初步梳理出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唯物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追求大同社会的传统、重视以史为鉴的传统、革故鼎新的传统、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都具有通向唯物史观的内涵，都与唯物史观相契合。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资源。在全球化新趋势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历史发展的国际视野不可或缺。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一些国家上层执政者从上层建筑方面拆毁先进社会制度的教训，触目惊心。这一现象的研究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是20世纪留下的一份极为重要的遗产，值得高度重视和长期研究。另外，随着国际交往的频度的提高，各国之间正常的文化交流的深入，“文明互鉴”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了国际文化成果的交流。

持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真理本色，又要彰显新时代中国的理论创新高度，要为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大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支撑与科学方法论指导。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切实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

王炳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供了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应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发展历程，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归纳概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进路。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质，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等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要义，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丰硕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对为什么要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始终贯穿全过程，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形成了一系列新概括、新论断、新解释，体现出继承发展的鲜明特征；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两个结合”的核心路径、“六个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论，体现出鲜明的方法论特征。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资源。在原创性理论方面，提出了在政治建设上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在思想建设上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组织建设上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在制度建设上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在标识性概念方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建设”“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党的自我革命”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根本上要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中寻找理论遵循和知识资源。

第四，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在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和构建原创性理论。在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持“以我为主”与“为我所用”相统一，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路径上，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学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学科建设，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表达。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系统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郇庆治

确切地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非是一种狭义或直接的自然生态观念，而是一个系统化的生态唯物辩证的或生态社会历史的话语理论。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概念术语集群，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多样化制度与政策实践呈现。

如果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宽泛地界定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另一种概括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如下三重维度来系统归纳和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意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一个观察认知维度是由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明确提出的，它要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角下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核心则是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矛盾），也就是努力建设一种把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内在统一起来的新经济或绿色经济形态机制。由是观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面的系统性理论话语体系：生态哲学文化观、生态系统治理观、生态经济技术观和生态社会政治观。

第二个观察认知维度是由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系统阐述的，它要求建立健全围绕着“四大体系”目标任务的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构架，其核心则是促进实现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新发展统领之下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由是观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面的系统性理论话语体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绿色高效的能源体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三个观察认知维度是由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所着重阐述的，它要求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独特表征和本质要求之一，其核心则是逐步建成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是观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贯穿如下五个层面的整体性“大生态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世界观、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生态民主观。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从哪一个维度出发，我们都可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意涵和精神实质做出学理性体系化的概括。其核心要义是，它既是一种自然生态观，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生态观，关注并强调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主义政治的自觉结合。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轴主线

杨雪冬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断涌现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针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中国始终坚持捍卫和追求人类和平与发展，采取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政策举措，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中国的这些倡议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主轴主线。主轴就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共同性”；主线则是扩大和加深各领域的交往，在交往中实现共存和共同发展。

主轴是理论构建坚持的价值立场。主轴不是对既有经验的描述，而是对国际关系应当朝向什么方向的规范性主张。其集中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一价值立场包含四个核心命题：一是共生性优先于对抗性，二是共同性优先于并包容差异性，三是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两面，四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方向是要构建包容性秩序，而不是一元同质的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围绕塑造“共同性”展开理论的建构。这个理论逻辑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第一，承认共同性。这是理论起点，要求突破零和思维与二元对立。承认共同性，意味着认识各国之间存在广泛重叠利益，认识到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与命运。第二，建设共同性。仅停留在承认层面不够，共同性需要通过具体合作实践被建设、被凝聚。建设共同性就是从解释到改变的关键环节，通过制度设计、项目合作、机制建设，将潜在共同利益转化为现实共同利益。第三，维护共同性。共同性一旦建成，需要被维护。这既是防止已凝聚的共同性被侵蚀，也是在面对挑战时修复巩固。维护共同性，就是在分歧出现时不以对抗升级为代价，而是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第四，弘扬共同性。最高层次是将共同性从特定双边、多边关系中推广开来，成为更大范围国际关系的规范基础。弘扬不是强加，而是通过示范去吸引。弘扬共同性，就是让更多国家看到共同性的价值并自愿加入。承认、建设、维护、弘扬——四要素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构成理论主轴的内在逻辑。这四重逻辑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求共同——不是追求同质化的一元，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凝聚、巩固和弘扬共同性。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区别于西方诸种理论范式的最根本特征。

“扩大和深化交往”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线，体现的是理论的实践基础、实践取向和实践品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中国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这个主线的核心意涵在于：以交往而非对抗、结盟、拉圈子作为国际关系实践的核心内容。这是对时代特征的理论回应。在民族国家各自追求利益的时代，对抗、结盟、拉圈子有其“逻辑合理性”——国家通过结盟增强实力，通过对抗争夺利益，通过拉圈子划分势力范围。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些行为的成本急剧上升，收益相对下降。交往逻辑则不同：它以共同性为前提，以合作为归宿，以包容为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这一论述揭示了主线的核心内涵。这条主线在实践上分为五个层次：第一是政治倡导，第二是政策对接，第三是基础设施联通，第四是经济交流合作，第五是民心相通。

在理论创新中，主轴与主线是辩证统一的，是理论的价值立场与实践取向的有机结合。主轴回答的是“国际关系应当朝向什么方向”的价值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同性为轴心；主线回答的是“如何实现这一方向”的实践问题——通过扩大和深化交往来实现。没有主轴的指引，主线就可能迷失方向。没有主线的支撑，主轴就会流于空谈。共同性不是靠宣示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在政治倡导中被确立，在政策对接中被细化，在基础设施联通中被物化，在经济合作中被激活，在民心相通中被巩固。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探索和理论升华

燕继荣

回顾民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民主从来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制度，而是在回应现实问题中不断演进的政治实践。古希腊城邦时期形成的直接民主，可以被视为民主的第一次飞跃，解决了小规模共同体中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随着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扩大，代议制民主逐步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通过代表机制解决了民主在大规模国家运行的问题，实现了民主发展的第二次重要飞跃。然而，代议制民主并没有终结民主理论的演进。近年来，自由民主制度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当代民主的核心课题已从“民主如何可能”转向“民主何以有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民主理论内部也开始出现反思。参与式民主强调扩大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强调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志，其共同目标都是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局限。这些理论共同推动民主研究从单纯关注选举程序转向关注参与过程和公共协商，为民主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来看，这些探索仍然主要是对自由民主进行修补。

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也带来了利益多元化、表达渠道扩张等新挑战。任何民主制度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式民主正是在回应这些现代性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创新性。

一是坚持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首先强调人民民主。民主不仅要回答权力如何产生，更要回答权力服务于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目标，把人民利益作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与一些国家民主实践中出现的利益集团操控、精英垄断以及民粹裹挟不同，中国式民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民主必须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是强调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拥有参与权利，更意味着这些权利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影响力，意味着人民诉求能够进入决策过程并最终得到回应。民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程序上，更体现在能否形成有效治理、推动问题解决和促进社会发展上。

三是注重均衡民主。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是普遍现象。理想的民主不应放大社会撕裂和政治对抗，而应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推动形成最大范围的社会共识，实现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动态平衡，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

四是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民主形式，更体现了一种民主理念。它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广泛协商实现利益协调和共识凝聚。

中国式民主所彰显的人民性、管用性、均衡性与协商性，不仅为民主理论在探索中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与经验，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贡献了宝贵的实践参照。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正在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土实践，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写出一部真正面向21世纪、属于全人类的“民主新论”。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新时代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原理性创新

孙代尧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创性地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研究社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概念，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具体设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将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理论设想转变为现实的新历史任务，列宁和苏联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中国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民生改善稳步推进、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现代化奇迹，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全新社会建设模式已然成型。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科学回答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建设、怎样推进社会建设等重大课题，形成了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其中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范畴和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作出重大原理性创新。

这一理论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的价值导向；提出我国的社会建设要吸取欧美“福利国家”实行“泛福利主义”导致的社会活力不足问题，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建设滞后或盲目“福利赶超”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的关系，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建设模式；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提出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运用新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建设一个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好的社会”等，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新时代“精准脱贫”的制度创新和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板和全新方案；加强顶层规划，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形成了以共建共享推动共同富裕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新时代社会建设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党的社会建设创新理论为价值引领，构建中国社会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化的必然要求，是理论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应不断深化对党的社会建设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并把当中的原创性概念、原创性命题转化为知识命题。要强化理论思维，注重实践经验的知识转化，从丰富鲜活、各具地方特色的社会建设实践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中总结提炼社会建设的中国经验。要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体化建设，推动形成中国社会建设的理论、话语体系和范式。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明观的基础研究

郝立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研究，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明观的基础研究。

区别于唯心史观和其他理论，唯物史观对文化本质、文化形态的把握及其方法论具有独特的理论视野和思想价值。一方面，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实践和观念两个层面及其矛盾来规定文化的本质，主张作为社会的劳动是文化的源泉，并从物质交往的形式规定文化的形式；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把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奠基在现实的人的发展形式之上，揭示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文化形态演变的根本尺度。从中淬炼而得，以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规律性与价值性的矛盾为原则考察文化，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从而为当代文化理论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核心方法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两个结合”原创论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逻辑，依托中华文脉培育新的文化生命体，夯实了文化主体性理论根基；深化了对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认识，明确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完善了无产阶级政党引领文化建设理论；立足群众史观，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度拓展了文化为民的价值内涵。

加强文化理论和文明研究，还要正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与文明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区分文化与文明，认为文化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兼具物质培育与精神培育双重内涵，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凝结；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体现社会素质与生产力水平，资本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与内在局限性。文化与文明在一定历史时期紧密结合，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文明是文化的正向价值形态，而文化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及其观念表现赋予文明以灵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全面超越：在文明本质上从观念主导转向实践生成，文明关系从冲突范式转向共生理念，发展动力从资本扩张转向民需驱动，价值目标从个体私利转向人类公利，评价体系从西方垄断转向多元自主。其鲜明价值内核是人民至上，人民是文明创造者与享有者，通过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惠民、生态为民等路径落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文明与交往密切相关，交往是文明存续的重要条件，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驱动力。人类文明交往转折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其特点是地域性交往转变为世界性普遍交往，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正是对世界历史背景下文明交往现象的考察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跨文明交往思想，阐明了跨文明交往的前提条件、形成机制、文明对立与冲突产生的根源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跨文明交往的进步性及其矛盾与悖论，指明了跨文明交往的价值旨归与未来图景。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是马克思跨文明交往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两者都立足于世界历史视野思考人类文明交往与发展问题、都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态度看待不同文明的存在、都以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怀为价值遵循。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提出的一种文明交往理念，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付诸实践的现实行动，推动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秩序，促进形成人类文明交往新图景。

（作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明观研究”重大攻关专项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