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根本问题

韩庆祥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现就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谈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学科体系，是指知识生产的具体领域，即地基，解决“在哪些领域生产知识、按什么结构组织知识”问题，没有学科布局，知识就难以可持续生产。

学术体系，是指知识生产的内容，解决“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形成哪些概念与理论”问题，它让知识体系有“内核”，没有学术体系，知识就没有内容。

话语体系，是指知识的表达与传播载体、方式，解决“用什么语言去表达和传播”问题，说的是知识能否表达清楚，能否被理解和认同。

由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等于“领域+内容+表达”。学科体系确领域、建地基，注重“从哪方面说”；学术体系填内容、重方法，注重“说了什么”；话语体系重表达、重传播，注重“怎么说”。三者共同支撑，最终汇聚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从哲学破题。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为超越西方中心论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哲学和知识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破题，首先要从哲学入手。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本体论上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回答“知识来源”问题；在认识论上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回答“知识获取”问题；在方法论上要以系统观念为基础的战略辩证法为统领，回答“知识整合”问题；在价值观上要坚持人民至上，回答“知识方向”问题；在哲学范式上要确立“主体平等、包容普惠”理念，回答“知识范式”问题。离开哲学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便是无根、无魂、无序的，知识也会成为碎片。

第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四个目标指向。

首先，本体论上超越西方中心论。打破“西方即普遍”“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在哲学上确立“多元现代化”的合法性，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它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本体论根基。

其次，认识论上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反对用西方理论之“鞋”套中国实践之“脚”，要求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获取知识，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实现中国知识体系上的独立自主。

再次，价值论上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抵御西方的“资本逻辑”“思想殖民”，进而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中的主体地位。

最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旨向，也把中国特殊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智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哲学支撑。【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新征程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

初晓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推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更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结合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探索与实践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坚守薪火传承，赓续优良学术传统；必须坚守时代使命，立足时代之基回应时代之问。做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坚持思想领航、强化使命担当，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以更高标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贡献。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的战略任务，也是推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更是北京大学立足首都功能、服务国家大局的主攻方向。

从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到侯仁之先生对北京中轴线保护的呼吁奔走；从陈平原、夏晓虹老师设立的陈夏书房，到首都发展研究院坚持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从连续发布的《北京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指数》和《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到近五年北大与北京市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的517项人文社科项目，北大坚持久久为功、扎实深耕，深度融入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首都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命题、涵养理论，让学术创新从中国式现代化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中汲取养分。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首都功能定位与资源禀赋，北大将在以下方面持续深化、积极作为：

一是强化理论引领与原创供给。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紧扣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课题，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学理总结与理论提炼，围绕重大专题设立研究方向、汇聚研究力量，努力推出更多立足中国实际、彰显首都特色、服务国家战略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二是推动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做强优势学科、夯实基础学科、扶持新兴交叉学科。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发挥高校文科实验室联盟、文科数智化平台等公共平台的作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研究范式创新。

三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际影响力。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利用好“北京论坛”等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深化中外学术对话与成果互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道路，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社会科学部部长）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的着力点

汤俊峰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自觉以这一重要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为价值基点、理论锚点，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把握智能化战争趋势的新质特色，聚焦强军胜战能力的效用标准，思考破解强军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战建备的辩证统一，不断增强中国自主军事学知识体系的引领力、塑造力和原创力。

第一，把握科技之变，深化智能化战争研究。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系统等先进技术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战争形态正加速向智能化方向演变。这使全世界更加深刻感受到“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强大威力，同时智能化战争也给各国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战争、塑造战争形态的新起点。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要直面科技之变，抓住构建和变革军事理论的战略契机，深入研究以智能科技为主导的战争形态演变，回答好现代战争之问。

第二，把握战争之变，深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怎样看待今天的战争与冲突？什么样的战争是合法的？合法战争与非法战争如何评价、由谁评价？什么是正义战争？怎样看待以战争谋利问题？战争中的国际法怎么执行？怎样看待民族宗教与战争冲突的关系问题？怎样看待战争冲突背后的国际金融和科技垄断资本？怎样推动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共同防范和降低战争风险？怎样运用新型国际合作组织等加强对战争行为的约束管控？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军事观和方法论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解析战争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民生等关系的底层逻辑，分析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趋势、影响，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支撑。

第三，把握对手之变，深化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研究。自二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启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强国提出“五环打击”“体系破击”“战略瘫痪”“多域作战”“综合战争”“空地一体”等多种作战理论，在现代战争形态塑造上发挥引领作用。目前，这些国家军队在国家安全战略转变、人工智能体系化军事部署、军事力量多样化运用等方面正深度转型。一方面，我们要持续研究战争、研究对手，善于在抵近较量博弈中学习和超越，警惕和坚决摒弃西方军事理论中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暴力论等错误思想。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军事文明的先进属性，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回答好强军胜战的重大课题，大力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新型军事发展道路，是坚持积极防御、内涵式发展的自主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把军事力量作为维护霸权地位、收割他国财富的手段来使用，不同于这些国家轻启战端、通过发动战争打造军事力量的发展路径。只有深入研透对手，全面超越对手，才能不断强化我国军事理论创新的自主性、原创力，做到用中国军事学理论解释和引领中国军事实践，构建先进的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为提高能打胜仗的全面能力、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期待北京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

杨开忠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结合十年探索成效与首都发展实际，我重点提出一项建议：期待北京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主体性、原创性论断，精准点出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症结。所谓学术依附，并非正常的国际学术借鉴，而是陷入“引进—消化—模仿验证”的路径锁定，长期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丧失独立思考与自主创新能力。历经十年深耕，国内社科领域实现了普遍的认知觉醒，“破五唯”改革持续推进，以本土实践为原点的研究日益增多，模仿依附的惯性逐步松动。但客观来看，历史惯性、激励结构、制度环境、方法壁垒等多重因素交织，深层次变革仍任重道远。北京既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排头兵，也因学术体量庞大、传统范式根深蒂固，面临着路径解锁难度更大、改革阻力更突出的现实挑战。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既是推动首都社科事业提质升级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

立足城市功能定位与时代发展要求，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不是新增独立功能，而是对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核心功能的深化、赋能与融合，二者逻辑贯通、相辅相成。结合首都禀赋，我将这一功能细化为三大主攻方向：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策源地、学术范式改革引领地、中外思想交流枢纽地，三者各有侧重、协同发力。

第一，锚定自主知识体系策源地，立足首都实践沃土，打造原创理论高地。这一方向主要对接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建设。北京作为国家治理实践的前沿阵地，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超大城市治理等重大命题都在这里落地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鲜活样本。我们要彻底跳出“照搬外来理论、套用西方框架”的思维定式，依托首都顶尖学术力量与智库集群，聚焦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本土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系统性理论，产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重大成果。以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成果，夯实国家文化根基、强化思想理论供给，为全国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充分彰显首都政治与文化功能的理论厚度。

第二，打造学术范式改革引领地，深化学术制度革新，构筑优良学术生态。这一方向侧重制度突破与规则重塑，同步赋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学术路径依附的形成，源于认知方式、历史惯性、评价导向、方法生态等多重因素叠加。北京作为全国学术中心，理应扛起先行先试的责任。一方面持续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全面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坚决破除“唯期刊、唯帽子、唯头衔”的积弊，建立以创新质量、学术贡献、社会价值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从激励机制上引导学者投身原创研究。另一方面打破学科壁垒与方法门派隔阂，推动数理建模、量化分析、田野调查、历史研究、质性研究等多元方法平等共存、融合发展，同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前沿科技交叉融合，以社科思维助力科技创新，以科技手段赋能社科研究，为全国“解锁”模仿路径、激发原创活力树立改革样板。

第三，担当中外思想交流枢纽地，坚持开放互鉴，讲好中国学术故事。这一方向直接服务于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绝非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坚守学术主体性的前提下双向开放。一方面秉持批判借鉴的态度，吸收全球优秀学术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依托北京国际交往平台优势，主动搭建高水平国际学术对话机制，推动中国原创理论、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彻底扭转过去单纯“搬运外来理论”的被动局面。以平等对话增进文明互鉴，向全球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让首都成为连接中外思想、沟通世界文明的重要桥梁。

回顾十年变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了从无意识模仿到有意识自主的思想觉醒，学术生态发生积极向好变化。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制度惯性、利益壁垒、方法对立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北京社科领域同样面临原创研究周期长、风险高、长期支持机制不足，重大跨学科攻关力量分散，国际传播话语能力有待提升等现实短板。下一步北京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推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心建设落地见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赓续中华文脉守护古都根脉

刘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着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开展规划研究的基本遵循与行动指引。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将中轴线申遗作为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首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组织全院骨干技术力量，持续12年为申遗工作提供深度技术支撑。在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和申遗办的组织下，陆续牵头编制完成保护管理规划、风貌管控导则、三年行动计划。工作中，我们既是遗产价值的专业解读者，精准阐释“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的核心内涵；又是多专业、多层级规划设计的统筹协调者，衔接历史保护、风貌管控、交通市政、民生改善等领域，确保各项整治提升工作严格契合世界遗产保护标准，实现申遗要求精准落地、有序推进。我们还依托牵头编制核心区控规的技术积累，同步落实“以中轴线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护”的工作要求，在保护优先中统筹功能优化、民生改善与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回应在地居民、商户、游客的多元诉求，让老城在保护中焕发活力。这是我们规划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嘱托的有力践行，也助力市委市政府探索了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老城保护复兴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院党委深入学习领会，在首规委办统筹下编制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系统搭建价值、保护、传承、实施四大体系，凝练北京核心价值，助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在深化研究的同时，我们注重推动成果国际传播，协助出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键词》《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关键词》《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向世界阐释北京故事、中国智慧，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时代光彩。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重要论述，我院主动服务协同战略，提前开展京津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三条文化带资源梳理等相关课题研究，与天津、河北兄弟单位开展联学联建，进一步凝聚保护共识。也正是基于上述工作基础，我院在编制《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将首都都市圈建设成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重要地区，在整体空间布局、重点片区保护、跨区域协同、活态传承利用等方面，系统构建京津冀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让文化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持久动力。（作者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

努力实现从“借鉴移植”到“自主原创”的历史性转变

王利明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主要特点和根本要求。这一重要讲话，唤醒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自主意识。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提出了更明确、更紧迫的时代要求。

法学是极具本土性、实践性与历史性的学科，各国法治道路、制度体系、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理论与法治道路。照搬西方理论框架，只会导致我们的法学教学与研究脱离本土现实，难以回应中国法治实践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法学研究最丰厚的学术资源。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持自主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实现从“借鉴移植”到“自主原创”的历史性转变。

我有幸参与了《民法典》的编纂与相关研究工作。在立法讨论中，我提出了人格权与侵权责任独立成编的建议，旨在强化对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的保护，将尊重和保障人格尊严这一宪法原则落到实处。这些建议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重视和采纳。《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成为这部法典彰显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的重要亮点。《民法典》颁布后，我和民法学界的广大同仁一道，积极投身于《民法典》的宣传工作，推动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纸面上的法律，转变为人民群众能够感知、能够运用、能够信赖的行动中的法律。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十五五”规划纲要擘画了国家发展的新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部署的许多重大改革任务，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离不开《民法典》所奠定的产权保护、契约自由、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支撑。作为民法学者，我们使命在肩。我们要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回应时代之问。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民法典》的实施，进一步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人身权和人格权，如何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民法保障，如何以法治方式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划定法律边界、提供制度预期。法学工作者要积极服务于北京市法治建设，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积极献言献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关于优化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的思考

仇保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争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国际上成熟的创新实践表明，科技创新生态体系通常需要科教和信息基础设施、富有活力的私营企业、全民创新意识、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等关键要素支撑。在科教和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投入充足，北京市已实现连续多年排名全球前列，当前应如何优化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呢？

一是在空间使用、机构注册、土地制度、成果转让等方面放权松绑。比如，AI（人工智能）时代“一人公司”“一人独角兽”成为主要的创新创业方式之一，应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二是注重科技企业集群培育。这有利于知识共享和降低科创风险。

三是利用AI提升科创生态。AI的发展意味着科创范式的转变，AI大模型和智能体可助力科创速度呈数量级提升；“数据集”是新一代科创资源，政府应开明引导，促进“开源”。同时要看到，AI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科创实力，而人才决定AI进化，比如可设立人才补贴为AI人才贴上标签，助力人才成长。

四是加大科创投入。政府对科创的投入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动机；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是科创生态提升的润滑剂。同时，应采取有力举措鼓励企业加大科创投入。

五是加强机制创新。比如变“提名制”为“赛马制”，设立国家、市、区三级实验室，建立动态考核制度，保持长期稳定投入，三年考评，动态升降。

六是加强国际交流。科技成果应充分共享，北京应争创国际科技会议第一城、国际科技组织总部第一城；各区可设立科技会议补贴制度，打造会展、住宿、会议混合式中小型国际交流中心。同时，要注重吸引培育国际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AI与科技人才；倡导优质中外合作办学，引入国外理工类大学。

着眼未来，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是复杂网络，技术链、人才链、信息链、资金链等单个线性概念难以描述其全貌；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反馈，要正确把握这种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应成为全体党政干部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遵循；良好的科创生态体系诞生于优质的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培育全民创新意识、营造包容试错的创新友好环境，北京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作者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相关报道见2026年5月29日《北京日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