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适时提出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从历史与现实维度来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国情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作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内在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历经数千年发展而生生不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这种文化交流互鉴并不会削弱中华文化的内核，反而会在创新性发展中彰显出其强大的涵容能力和自我更新机制。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走好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要求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其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其中，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其正确性与生命力已为历史与现实所确证。相对而言，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内涵与实践逻辑，则需要进行更系统、深入地学理阐释，便于公众理解。本文就此展开探讨，着重论述文化自信的基础性作用，聚焦于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时代内涵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58处提到了文化，可见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所占的比重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然而，在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的独特光芒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回溯全球化浪潮初入中国之际，不少人文领域学者曾担忧其可能导致中国文化被“殖民化”或“西方化”。但近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文化正乘着全球化之势，稳步走向世界，并对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作出独特的贡献。

由此，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世界文明互鉴和互证的新形态。中国学者今天完全可以用一种平视的态度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绝不仅限于探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而是可以与西方乃至国际学者探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理论话题。而少数兼通中西的学术大家甚至可以提出一些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适意义的话题引领国际学者进行讨论。

有鉴于此，在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文化自信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那么，文化自信究竟指向何种意蕴？笔者认为，文化自信首先需建立在对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悠久传统的充分认知之上；其次，亦需理解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特质。尤其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我们更应深刻把握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理论资源，以此为基础构建自主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理论建构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典范。这些理论成果，既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及西方现代性理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源，也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思想精华。若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偏执于一隅，或者陷入全盘西化的桎梏，或者表现出盲目的自大。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利用既有的理论思想和概念加以改造、发展和重构的例子并不鲜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正是建于前人的思想观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分别提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而建构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改造并建构而成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所鼓吹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并发展成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前人理论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基于前人理论概念、构建完全符合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的理论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

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理论概念在当代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创造性应用和建构。这一倡议同样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典型的案例作为支撑。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现象，那么便可以从其他方面着眼，例如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一现象。就文化的视角来看，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应该被视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个源头。理由如下：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跨越海洋的疆界进入另一个大陆的话，那么始自中国的丝绸之路则不仅跨越了海洋的疆界（海上丝绸之路），还跨越了陆地的疆界（从亚洲进入欧洲大陆）。就其具体源头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是中国的广州、泉州和宁波，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东西方进行海上贸易所依循的航海路线。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则是古代的长安（今西安），虽然还包括其他城市，但至少长安是其主要的源头之一。由此，文化全球化应该是从中国出发逐步进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一点，笔者在与国际学界的全球化研究学者进行交流时也得到他们的认可。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正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高度认同并引以为豪，因而站在世界视野，从理论的前瞻性出发，对出自西方的全球化概念进行全新的阐释和重新建构。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并非只有一条运行路线，它既可以从西方向东方运动，进而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不同的变体；也可以从原先处于弱势但在全球化时代有着长足发展的东方向西方乃至全球各地运动，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和理论价值之所在。“一带一路”在当代的形式包括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方面，古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倡议有着历史的依据和长期以来文化交流的基础。因此，这一倡议一经提出，便被海外媒体看作是中国党和政府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所制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一种从西方向东方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所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应被视为另一种涉及面更广的全球化：从东方到西方，更确切地说，从中国到整个世界。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全球化在当代的中国版本，同时也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理论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此可见，在当前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兴起时，高举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恰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势必无法奏效；而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全新的全球化概念则表明，由中国充当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军角色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其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所分享和效仿。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这一点尤其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可见端倪。这种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中国版的世界主义，它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思潮，曾经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鲁迅、蔡元培、郑振铎等人在抨击狭隘的民族主义时也倡导过世界主义。虽然在中国学界，世界主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一理论思潮本身在中国并不陌生。孙中山的同盟会中就有一些人鼓吹世界主义，而孙中山对之虽有认同，但他更看重的是这种世界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当时的国情。他指出，“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和变相的侵略主义……”但是孙中山也并非绝对地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视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因此他最后总结道，只有当中国实现了民族复兴、“恢复了民族的平等地位”时，“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确实，当时中国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下，大谈世界主义无疑会使中国文化与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互“认同”。而在当今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兴起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责无旁贷地处于领军地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个大国领袖的身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在当代国际学界，关于共同体的理论也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它在历史上曾不断地被一些思想家讨论并建构。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样的讨论更是日益增多，这自然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国际学界的译介和传播不无关系。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关于共同体概念的建构和重构也经历了一种双向的发展路径。由于共同体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有之，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也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共同体这一术语在中国和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与不同界定，但就其核心含义而言，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指在共同经济条件或利益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或群体，即早期中文译介中所称的“社群”。其二，指若干国家基于共同利益与需求所结成的集体组织，如历史上的欧洲共同体及如今的欧洲联盟，即政治共同体。其三，指因使用共同语言或信仰同一宗教而便于沟通联结形成的群体，可称为文化共同体。其四，在情感范畴中，指具有高度认同、深厚感情基础，能够共担荣誉、命运与生活的集体，体现了对当代爱情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构建。此种界定颇具理想主义色彩。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共同体，主要集中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两种类型。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了他早先的零散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升华为一种共产主义的（communist）社会和理想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有着历史的依据，同时也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来源，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造性发展，是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共同体这个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因而有着毋庸置疑的独创性。

共同体的概念在近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其历史源头和实践基础，就共同体这个术语来看，它与“公社”和“共产主义”有着相同的词根。在这方面，巴黎公社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首次实践。当公社失败后，革命曾一度处于低潮，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悲愤地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并很快由作曲家比尔·狄盖特谱曲。公社的社员们虽然流亡到世界各地，但是一曲熟悉的《国际歌》却使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团结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运作在文化和知识生产中的一个直接后果时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在讨论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的发展时并没有忽视其在文化上的发展。尽管他们并没有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论述，但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阐释空间无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它打破了阶级、经济利益、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化上的隔膜，认为地球上的人们都出于一种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基于这一点，构建一种（代表全）人类（共同）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