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华 解超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实践指引，以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为逻辑前提，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道义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使命，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价值选择，在接续奋斗中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提升了党长期执政的实践效能，拓展了党长期执政的思想活力和时间空间，使党的执政达到了应然和实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彰显了“大就要有大的样子”的实践要求。“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基于自身政党特征及特殊历史情境而提出的重大命题，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建设规律与长期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又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战略清醒。厘清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机理与价值旨归，对于党更好地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周期性难题，实现长期执政，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探索中针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命运问题而提出的重大命题，不仅在客观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和考验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更在主观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大党之“大”、难题之“难”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深入探赜大党独有难题的问题视域，是明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探寻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问题”内涵的特殊性

“大党独有难题”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重大命题，其内涵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核心目标紧密贯通，反映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自觉和实践主动。从词源结构来看，“百年大党”构成了“独有难题”生成与存在的前置语境，彰显了“难题”内涵显著的特殊性。

科学认识“独有难题”，首先在于对“大党”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精准界定。国内外学者对“大党”的理解和界定，侧重点有所不同。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指出，“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显然，其对“大党”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于原则立场与思想理念层面。相较之下，我国学界更倾向于将“大党”理解为党员数量多、组织规模大、存续时间久、使命任务巨的政党，由此也进一步引发了对政党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效能等相关议题的探讨。尽管考察视角多元，但从根本上来看，“大党”的核心意涵可以归纳为两大维度：一是指向其外在特征，即与时间和空间范畴密切相关的数量属性，例如庞大的组织体量、众多的成员构成、悠久的创立历史以及持久的存续时间等；二是与内在功能与作用有关的政党特性，如具备坚定的政党原则与意识形态、广泛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基础、健全的组织结构体系与严格的组织纪律、较强的政党政治行为能力等。正是在上述内在与外在标准的统一中，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特质体现为规模优势与治理效能的正向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在组织规模上，截至2024年年底，党员总数达1亿多名，形成了“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纵向架构与覆盖社会各领域的横向组织网络，塑造了纵横贯通的立体化组织体系；在存续时间上，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仍然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组织活力，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效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维持社会稳定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夯实了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在使命愿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锚定“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两大目标，将国家现代化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机统一起来，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又创新发展了政党使命理论，展现出了胸怀天下的政治品格。质言之，中国共产党从超大规模组织体系、百余年历史传承、卓越执政绩效和宏大使命担当等方面，全方位诠释了“大党”的政治内涵与实践要求，彰显出了“大党”的显著特征。

其次，明确“独有”的特殊性。在词语释义上，“独有”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强调人无我有的独特性。在哲学意义上，“独有”反映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它涉及任何执政党在掌握政权后都必然面临的如何实现长期执政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关乎中国共产党这一集“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超大规模政党”“长期执政党”“全面领导党”多重身份于一体的政党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特殊性问题。因此，把握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独特内涵，必须将“独有”的特殊性寓于“共有”的普遍性之中，从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政党样态出发，从属性、角色、规模等多重维度入手，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难题”进行深刻总结，并从中提炼出最能概括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标识性范畴，在深刻把握“具体性的普遍性”和“普遍性的特殊性”的关系中寻求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

最后，把握“难题”的内涵和具体表现。从根本上而言，大党独有难题特指中国共产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14亿多人口的国家长期执政这一特定历史方位和现实情境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六个如何始终”。从本质上而言，“六个如何始终”是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系统阐释，深刻揭示了“难题”的独特根源与具体体现，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问题。在具体指向上，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执政主体方面。作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的大党，党内存在党员数量规模大、党员人数众多、组织结构复杂等特点，这些特点极大地增加了维系全党思想统一、意志凝聚与行动一致的复杂性与难度。其二，执政基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扎根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大的群众党”，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如何确保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不会产生间隙与疏离，如何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大党”在超大人口规模国家执政所面临的考验。其三，执政本领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长期革命中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如何克服以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滥用现象以及以本领不足、能力不够等为特征的执政惰性现象，如何及时改进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与拥护，不断为党的执政活动注入新的内生活力，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其四，执政环境方面。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大环境下，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使社会成员利益的表达空间延伸至政治领域，敌对势力各种形式的诋毁污蔑和围追堵截，在客观上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施展和维持稳定有序的执政状态构成了考验。因此，如何优化党的执政环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执政安全治理体系，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二）“问题”本质的明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根本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质是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长期执政的稳固性与有效性。这里的“长期”作为执政的时间维度，既在客观层面标定了政党执政的“可久”性，又在主观层面构成了评价与判定政党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引导力和持续影响力的价值尺度。在现代政党政治视域内，长期执政不仅要考量工具理性层面的执政策略，也需深刻考虑价值理性层面的执政目的与价值取向等关键性问题。从政党属性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政党范畴标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印证了党长期执政的内在必然性，构成了考量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维度。

在此意义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纵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大多数是通过政党之间的竞选与轮流坐庄来保持政治格局的稳定。从近些年的发展态势来看，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传统主流政党支持率下降、党员流失的情况，小党趁势发展，右翼政党和激进政党表现出极强的冲击力，使得国家内部意见分歧、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例如，有的西方政党的政客为了取悦民意或赢得选民，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致使多党竞争演变为彼此倾轧和相互争斗，不仅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使得执政力量难以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同时还导致政治矛盾加剧，影响了国家的有效治理。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在其纲领中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党的历史使命：通过阶级斗争获取政权并确保长期执政，消灭阶级差别，实现自身根本的长远的奋斗目标。这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稳定的政治预期。因此，如何保证党的长期执政，确保党能够在面对自身存在的显性与隐性问题时，以高度的政治清醒进行有效回应，有效应对组织规模大可能引发的组织管理难题，存续时间长可能诱发的自我调适难题，执政绩效显著可能滋生的懈怠难题，责任使命重凸显的永葆初心考验难题；确保党能够在“七个有之”和“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中始终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和强大的斗争意志；确保党能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破解可能产生的权力结构失衡难题，避免“塔西佗陷阱”，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党能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冲击下保持强劲的政治定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流派展开斗争，是对党的长期执政这一命题的深刻认知与回应，同时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思路。

（三）“问题”存在的可解性

马克思在批判脱离现实的黑格尔抽象国家理念时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一论述将“已成为现实的问题”作为时代的“格言”和表征，指出观察和处理问题要从现实社会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问题出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问题观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所谓问题的“可解性”，即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矛盾结构获得转化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而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认识客体，这正是各类思维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据与重要方式。而问题的存在往往是暂时的，可以随着主体实践与认识的发展而逐渐被破解。通过正确判断问题的复杂性，将问题与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自身的规律相联系，能够避免将现实性当作现存性的错误走向，从而寻得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建设强大政党，本质上是政党意志表达和实现的政治价值创造过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对“如何治党”“如何管党”“如何强党”“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等问题的客观性认识，不仅是一个关乎全局与整体的现实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解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的实践运用。

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保持勃勃生机的内生动力，不仅为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思路，同时也为新时代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提供了实践进路。其一，自我革命要求直面问题。列宁在批评德国“左派”时强调：“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这一论述指明了勇于自我反思、自我纠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生命要素。其二，自我革命注重问题解决的系统性。从构成要素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的“六个必须”和“九个坚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总结的“六条经验”，以及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的“九个以”，系统归纳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为新时代更好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依据。从环节上看，党的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否定之否定哲学规律的科学运用，鲜明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改造和扬弃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变革、自我扬弃环环相扣的环节，进一步“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实现党的淬炼成钢。从范围上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涵盖党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使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以要素重组的方式，有机融入自我革命的全过程，并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粹性。其三，自我革命暗含矛盾斗争的长期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两个永远在路上”的重大论断对自我革命的长期性进行直观概括，极大程度显现了推进自我革命的难度和挑战性，更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整体而言，党的自我革命为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提供了根本性思路，为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注入了强劲动力。

恩格斯指出：“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将“大党”与“难题”的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历时性与共时性视野，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之中把握中国共产党政党独特性的深刻体现。厘清解决“难题”的逻辑线索、原则遵循和思维坚守，不仅有助于开拓认识“大党”及其独有难题的视野空间，形成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系统性、深层次、动态性且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而且还有助于全党以更为清醒的政治主动、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动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的“赶考”之路。

（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线索

执掌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作为“大党”治“大国”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立足于党的建设理论、世界上老党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党的自身建设的现状而提出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断，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我警示与自我觉醒的自觉意识。其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以此筑牢党的长期执政的基础。从分析范式、根本主题和行动方案三个维度深刻把握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有助于我们始终以高度的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从而实现更为持久、更为主动的“中国之治”。

第一，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作为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范式。实事求是强调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在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与规律性把握中得出正确结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式打破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思维的精神枷锁，构成了一种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范式。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范式考量大党独有难题，着重在于对“难题”本身进行深刻洞察与本质把握，同时践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以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已先行存在，如若迷信苏共治党方案难免会使党陷入形而上学的漩涡，而如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治党模式则会使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陷入改旗易帜的危险境地。因此，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必须以现实为立足点，既把握好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又厘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所蕴藏的必然逻辑，既不从僵化的固有模式出发又不依赖任何先验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解放思想，正视问题，综合考量，真正达到认清问题、解决问题的效果。

第二，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主题。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推动历史前进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创造的“剧作者”，其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身即“剧中人”的幸福。但是，人民的幸福状态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在不断的发展中幸福的现实化才能得到充分彰显与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时，必须将民族复兴作为根本使命，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统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形成高质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和文化需求；以绿色发展、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从而确保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是推动人民“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认同感，在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中提升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以此来形成解题的合力。

第三，以“自我革命—从严治党”作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行动方案。“自我革命—从严治党”行动方案，一方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和先进特质及其来源问题，另一方面表明了自我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并非处于“真空”环境之中，而是处于多重外部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之中，如果党不能够充分识别外部风险对内部稳定的侵蚀，不能够进行适时革新确保自身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那么将可能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丧失自身的执政地位。因此，在近忧与远虑交织的“十字路口”，面对党内老难题与新难题叠加的局面，如何防止管党治党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确保党不被思想僵化、特权化、平庸化、脱离群众等重大政治风险侵蚀党的性质，是党必须解决的难题。而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在自我革命中实现党的自我优化，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确保党的自我革命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在两者的衔接结合中构建增强党长期执政能力的体制机制，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行动方略与价值指引。

（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则遵循

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复合性命题。其中既包含我们党自身需要面对的固有难题，又包括世界政党普遍遇到的“世界性难题”。这两种难题高度耦合、内嵌融合，构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问题簇”，在根本上增加了“解题”的难度。从整体上而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应当遵循以下准则：

第一，坚持以批判性与革命性相统一作为思想引擎，是最基础、最核心的驱动层，关乎“为何解决”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总结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将自我批判与革命意识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动力来源，明确了从批判性到革命性体现的不是单纯地否定或单向度解构，而是站在客观性立场上的辨是非、知得失、明进退、促发展的辩证扬弃与自我反思的过程。从性质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决定了其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必然要承袭马克思主义政党批判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特征，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高势位的思想引领，自省自身“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敢于运用革命性思维对抗一切错误倾向，以不间断的自我革命剜除自身的“腐肉”，确保党能够永葆新鲜活力与持久张力，拓展党发展的时代视野和现实空间。

第二，坚持以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作为认识途径，是指导如何认识和分析“难题”的关键层，关乎“从什么层面解决”的问题。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思路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六个如何始终”点题。这“六个如何始终”不仅是从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出的本质性的或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复杂的经验材料以及各类社会关系等方面得出的概括性、综合性、归纳性的阐释，即“抽象性”的认识。我们在认识与解析党遇到的“独有难题”时，要把这些“抽象性”认识延伸与细化为“具体性”的部分。例如，针对“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思考如何坚定信仰，如何永葆民族使命感，如何彰显历史担当，如何对抗外来意识形态的侵袭等；针对“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考量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如何落实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何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如何使全党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等；针对“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思考如何兼顾当前与长远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如何根据形势环境变化调整政策策略，如何全方位提升本领克服长期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挑战等；针对“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考虑如何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何始终保持居安思危、迎难而上、拼搏进取的劲头等；针对“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考量如何在自我监督、自我革命中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发现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高效消除腐败等；针对“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思量如何解决好“四个不纯”问题以净化党内生态，如何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如何发展健康积极的党内政治文化等。同时要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六个如何始终”之间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科学地将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有机统一起来，为全党以更宏阔的理论视野与更清晰的实践逻辑破解难题，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第三，坚持以守正性与创新性相统一作为根本要求，是直接指导行动实践的准则层，关乎“遵循什么准则解决”的问题。“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作为历时性和现时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体，要求我们既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动摇，自觉将“两个结合”科学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之中，又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创马克思主义之新，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紧密联系起来，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续推进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从整体上而言，上述三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以“批判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点燃引擎、定向领航，以“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洞察规律、找准症结，最终落实到“守正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实践行动中，确保破解难题既坚守根本又开拓新局，三者共同构成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则遵循。实践证明，没有强大的思想引擎，解决难题就会失去动力和方向；没有科学的认识途径，解决难题就会陷入盲目或空谈；没有正确的实践准则，解决难题的行动就会偏离正确轨道或缺乏实效。因此，只有坚持三者的层层递进，构成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完整闭环，才能真正形成解决难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

（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思维坚守

所谓思维方法，是指基于客观规律与主体需求而形成的认知工具系统。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介性，即作为纽带使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相互转化，从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转化搭建桥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对管党治党规律进行“具体—抽象—具体”认识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性总结，不仅包含着关于难题“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认识，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于难题的破解“应如何”和“能如何”的判断。“从不断的运动中”寻求认识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思维方法，并将其内化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对于真正理解难题的形成和发展、本质和规律，更深层次揭示破解难题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以深远的战略思维增强破解“难题”的韧力。“难题”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增强破解“难题”的韧力，要求我们既不因为问题复杂而失去信心，也不因为短期压力而偏离原则，而是要以战略定力为根基，以制度弹性为支撑，以动态响应为保障，形成可持续的解题能力。也就是说，在面对“难题”时，既要把握其在不同时空维度的形态流变，又要在对“难题”进行全面性分析与整体性把控的基础上，掌握“难题”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具有高度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战略规划，进而确保“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解题效果。在表现形式上，战略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相统一的，因此，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难题”的本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保持战略主动中构建“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战略制度体系，消除党长期执政路上的障碍，实现谋当下与谋未来、谋事与谋势、谋一域与谋全局的统一，从整体层面形成破解“难题”的长效体制机制。

第二，以科学的系统思维形成破解“难题”的合力。以系统性思维破解“难题”，首先，要形成对解题思路的前瞻性思考。充分了解“难题”的各种表现形式，注重“难题”的生成时间和消逝时间，掌握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在系统把握“难题”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其次，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全局谋划。党的建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既包含思想建设系统、政治建设系统、组织建设等子系统，又涵盖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难题与未来发展的目标设定。唯有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确保各子系统内部及各系统之间协同共振，才能达成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对复杂“难题”的共时性把握。再次，要以系统思维实现整体性推进。“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要解题，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好执行好“十个坚持”“十四个全面”，把握好“两个答案”的内在逻辑，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处理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不足，既在整体布局上下功夫，又在要素关系和结构优化上着力，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和关联性，以党和国家建设的整体性进步实现对“难题”的破解。

第三，以整体的历史思维把握破解“难题”的大势。所谓历史思维，是指从理性层面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刻审视与科学抽象，并得出在本质层面上共性、原则性认识的思维方法。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表现出“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的显著优势与鲜明特质，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善于从历史的认知中有效洞悉规律、提振信心、把握未来。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有重用酷吏、沉迷酒色导致“竭失其命”的夏桀，有“侈其衣裳，饱其饮食”导致“失霸诸侯”的晋平公，有腐败营私、骄奢淫逸导致从盛世走向湮灭的唐朝。在世界政党风云激荡中，有因党内贪腐、金权政治等结束38年执政历程的日本自民党，有因观念陈旧、思想僵化等导致丧失民心、最终步入衰落式微下坡路的印度国大党，有因治党不严、为政不廉等导致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组织削弱、由较长时间执政走向失去政权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有因政治腐败、党内分裂、改革失败等问题交织导致结束74年执政历史的苏联共产党，等等。上述国内外惨痛历史教训如同一面镜子，不仅给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可资借以衡量得失的尺度，同时也为我们有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提供了告诫与警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因此，要将总结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在高度的历史清醒、自觉的历史主动、坚定的历史自信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探索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行动密码，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风浪洪流中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坚强的政党、具备强大抵御能力的政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行百里者半九十”时刻提出的重大论断，不仅体现了党对于治国理政面临风险挑战的忧患意识，更体现出对实现长期执政的前瞻性认识。加快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不仅有利于党赢得人民信任、增强政党力量、推进强国建设、丰富文明实践，更有利于实现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螺旋式上升与阶梯状递增，从而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一）赢得人民信任，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答之题

在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域内，“幸福”有三重含义。其一，“幸福”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在本质意义上，幸福并不是仅指人对生活境遇的主观体验或表层感知，而是更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下，人的内在本质得以展现与确证的程度及形式。因此，衡量幸福的最为根本的标尺，便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与结构之中，个体能否真正实现其本质力量，从而达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状态。其二，“人民”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所涵摄的外延。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明确将幸福的主体确定为人民，颠覆了追求“彼岸世界”的神性逻辑和神本价值，指明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其三，“幸福”蕴含着必然性、直接现实性和历史性诸规定。诚然，幸福是在历史中展开与获得的。但是人民的现实幸福往往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只有在社会劳动中使每个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得以充分实现，并能以主体身份“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人民才能真正地获得“此岸世界”的幸福。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无产阶级政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仅是实现人民“现实幸福”价值伦理在政治过程与结果中的有效体现，更是党赢得人民信任、获得人民支持的底气所在。因此，只有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始终围绕人民幸福的核心命题，建构更有利于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更有利于人民获得幸福的社会环境，使人民能够在劳动中体会到生活和生命的乐趣，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相结合，在把握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突破当前生产力的限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的认同感，为破解任何历史时期的“难题”提供底气。

（二）增强政党力量，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答之题

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角色和主导力量，必须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趋势，自觉推动自身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实现现代化转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演变不断对政党治理提出“‘管理’的挑战”，进而形成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升级的强大力量。为应对此类挑战，必然要形成一种能够引领现代化发展的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以此来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发展，进而达到理想的善治状态。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在于实现党的自我调适，使得党能够精准回应国家资源整合和人民广泛动员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能够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层面构建起集中统一的治理机制和党政结构，进一步形成理性高效的治理格局，实现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因此可以说，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就是党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过程。人口规模巨大设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客观情境，要求党必须形成能够在大体量社会基础上有效应对秩序构建、社会动员、民众参与等系列挑战的治理能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框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原则是均衡与协调，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意味着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好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确保形成“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治理格局。和平发展道路指向一种超越强权逻辑和资本逻辑、可期且可行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发展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模式，展示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整体而言，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有助于形成科学高效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将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发挥出新的增量效应，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治理优势，为“中国之治”书写全新范式。

（三）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答之题

党领导国家治理以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是由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历史逻辑决定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共同理想、共同精神、共同价值、共同力量的引领下不懈奋斗，使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欣欣向荣，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里，“更接近”深刻揭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主体状态和客观进程，标示着当前我们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时间点，而且在实践维度上以历史性的成就与变革推进了民族复兴的实践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使命与时代使命的不断坚守和兑现。而“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则暗示了党领导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会遇到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阻力、重大风险、重大矛盾，因此更需要党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永葆自身的旺盛生命力与强大斗争力。大党独有难题将党在治国理政中存在的局部矛盾系统性地映现出来，展现出一个伟大政党科学判断形势、对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和永葆自身先进性的高度自觉，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及时回应，彰显了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信心。加快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共产党如何执政、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等规律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和客观性要求，更有助于清晰地认识到党的长期执政对民族复兴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拓宽党的领导的广度和深度，汇聚起更加强大的政治势能，使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党使命，推动党的领导走向至善之境。

（四）丰富文明实践，开创文明新形态的必答之题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演进历程，其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革新的复杂历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既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与世界发展大势，又立足本国国情，发挥赶超优势，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有序转型，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类型的转型与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这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提升，使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需要，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采取逆全球化的对抗性举措，肆意剪裁世界，意图在陈词滥调的“文明冲突”“文明没落”中消融掉人们对世界大同的美好向往，试图在肤浅的“自由秩序”扩散和物质技术进步中消磨掉人们对于人类解放的雄心壮志，违背了人类社会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在“政党—国家—世界”的宏阔视野内，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深刻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人类文明基础性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也是党在顺应历史发展逻辑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适与自我升级。譬如，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如何既实现快速发展又保持政党自身的独立性，如何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如何有效推动全球治理、唤醒与激发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与行动等，是拓宽政党运行逻辑、动力资源和成长空间必须探讨的“难题”。因此，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利用全球治理平台提升自身治党兴党、治国兴国、治世兴世的治理能力，使世界的善治成为自身成长的舞台，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的大党形象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朝着积极、平衡、向善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既是党的管党治党规律内涵的时代性深化，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守正创新的重要成果。就其实践性而言，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首先要立足于“难题”的总体性维度，超越对难题的局部、孤立或静态的认知，将其置于“政党—国家—社会”复杂巨系统的整体演进框架中加以审视。其次要立足于“难题”的历史性维度。敬畏历史是实践主体开展实践活动的明智的开端。应在思维层面不失策于现实、不失察于趋势，从历史性“遗产”中挖掘破题的创新之径，在处理好“守正”与“创新”、“总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寻求破题的思路。再次要立足于“难题”的实践性维度，确保党的领导能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之中，以持久不懈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确保管党治党建设党的有效性。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