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来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延续了“适度宽松”的提法，但“适时降准降息”的表述调整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意味着2026年的货币政策将因需而动，注重提质增效。同时，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货币政策将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为目标，锚定了货币政策的未来发力方向，即后续货币政策要为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创造适宜且相对友好的货币政策环境。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强烈的预期管理信号，旨在通过政策承诺推动经济“稳增长”。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供强需弱的矛盾持续存在。在传统制造业（如钢铁、水泥、建材）和一些新兴产业（如光伏、锂电池）领域，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外的有效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微薄。受收入增长阶段性放缓、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及经济前景预期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抑制。破解这一供需矛盾的核心思路在于供需双侧发力，但当前以扩大有效需求为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有效提振经营主体信心，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为“稳增长”目标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与心理基础，通过提升总需求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从而缓解在存量市场中过度竞争的压力。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改变物价低迷局面的重要举措。物价低迷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求总量失衡的挑战密切相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反映出国内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态势比较明显，市场主导的需求收缩仍在进一步发展。随着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一揽子增量货币政策陆续出台，我国CPI同比开始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降幅逐步收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扩大国内需求方面的效用已经逐渐显现。但从投资、消费等数据来看，我国经济总体仍处在需求收缩导致供给被迫“瘦身”、经济增速下降反过来加剧需求收缩的循环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改变市场对物价长期走低的判断，引导通胀预期回归至合理目标区间，进而改变物价低迷局面。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的有效路径。2025年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和资金流向发生重大变化，使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预计2026年出口增速可能会受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外部不确定性的持续影响，外贸出口动能的减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举措。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实时调整决策部署。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对当前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明确提出2026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货币政策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实践证明，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最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金融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推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始终保持货币条件与支持经济潜在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提升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和精准性。当前物价持续低迷是核心背景，并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十分必要。根据经济金融运行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同时，关注跨周期平衡，避免政策大放大收，防止政策过度导致效果衰减和长期副作用，更好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中长期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同时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2025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但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经过多年持续努力，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我国外汇市场参与者更加成熟，我们应对外汇市场波动的经验更加丰富，有条件有能力兼顾平衡好内外部关系。2026年，地缘政治博弈的风险依然严峻，外资与外贸等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可能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构成显著冲击。因此，货币政策需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适时打开国内政策空间，同时需要继续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要强化预期引导，防止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也要以一系列增量政策进一步巩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对冲外部风险给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冲击，强化跨境资金的监测分析，共同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运行。

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整体可控，但重点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压力。对于支撑经济增长来说，提升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投向与新增贷款同等重要。要统筹兼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信贷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房价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领域风险逐步凸显，并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但强调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而且强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2026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更加积极主动，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积极稳妥地化解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未来应针对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进一步创新政策工具，在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上逐步做到对金融领域的全覆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综合运用准备金率、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保持总体流动性充裕。近年来，我国通过货币政策灵活调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信贷环境。当前，我国存量信贷规模约270万亿元，规模较大。要通过盘活存量信贷资源，将信贷资金从低效领域和僵尸企业中解放出来，再与适度宽松的增量货币政策有效结合，让资金流向高效领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率。2026年，应通过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提升利率和准备金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引导增量货币顺畅进入实体经济和重点发展领域，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探索推出多项结构性政策工具且体系逐步完备，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已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余项。消费和养老再贷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使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实体经济发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助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动能加快形成。截至2025年9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达3.9万亿元。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预计仍将保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强度，围绕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以及扩大内需等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同时，为摆脱“内卷式”廉价恶性竞争，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应着力通过货币政策发力改善市场供需预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和企业投资意愿，打破物价低迷、消费不足、投资放缓的负向循环，同时依托提质增效提升产品和服务价值，避免陷入低价竞争的“内卷”困境，促进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强化利率政策执行，畅通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利率及其比价关系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市场化利率体系有效运行，要求各类利率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价关系。2025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促进贷款利率稳中有降。在前期部分省份启动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各地逐步有序加入，惠及数十万家中小企业，有效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各地相继开展对金融机构利率政策和自律约定执行情况的现场评估，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坚持风险定价原则，合理确定存贷款利率，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畅通利率政策传导。未来应进一步注重理顺各类利率比价关系，建立和完善各类利率联动调整机制，消除激励机制扭曲、经营主体非理性等因素形成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引导银行存贷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等投融资活动，将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到实体经济和各类资产上，拓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空间。

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管理，增强政策协同性，尤其是要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必须综合施策，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减轻短期经济波动，又要不失时机地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2025年，财政部发行首批特别国债5000亿元，积极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结合发力的典型，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信贷投放能力和吸收不良资产，从根本上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买断式逆回购，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就国债买卖成立联合工作组，相互之间协调配合的机制更为明确。当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逆周期调节的关键点，也是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发力的着力点之一。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紧密配合，从供需两端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出台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举措，力争获得“1+1>2”的协同效果，加快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助力经济稳定增长与物价合理回升。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