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聚焦党校学员“两带来”，发挥党校优势、体现党校特色，本刊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合作，开设“党校学员‘两带来’”栏目，每期从党校学员“两带来”问题中选取两个问题，约请相关专家进行解答。

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2020年以来，随着大模型的崛起，多模态融合成为趋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面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改变，同时也产生了经济、社会、法治、伦理等多方面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人类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可以使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正是我们党确立“人工智能+”战略和行动方案的根本依据。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人们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否会全面代替人类劳动，从而使人类变成“无用之物”，并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统治。这个问题投射到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中，就成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的质疑或疑惑。直面和正确回应人工智能应用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的问题或挑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必答题。

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的新问题

目前，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工业制造、交通物流、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金融、教育科研、消费生活与民生服务、文娱传媒等各领域及其全流程和环节都有广泛应用，提高了各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特定目标。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精准医疗、普惠医疗”目标；在工业制造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交通与物流领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形成了“无人化、智能化、高效化”的全域交通物流体系；在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形成了“智慧化、高效化、人性化”的城市治理新体系；在金融行业，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安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在教育科研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因材施教、科研赋能”目标；在消费生活与民生服务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便捷度，满足了群众个性化消费需求；在文娱传媒领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有力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升级。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最直观和最显著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人的劳动和工作职位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这就不免给普通劳动者带来关于未来的担忧甚至恐惧。在理论上，有的人从多重维度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质疑。例如，在价值源泉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的机械类机器，它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学习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在无人工厂、AI生成内容等场景中，人类直接劳动离场但商品仍有价值甚至有更大的价值。于是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的劳动一样，也是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的命题已经不再成立。

再如，在劳动主体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场景具有分散化、网络化特征，劳动形式呈现隐性化、碎片化特征，并且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价值创造主体的边界变得模糊。与之相关，劳动形态以脑力劳动、智能劳动为主导，其复杂度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长期教育投入。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这一命题现在很难具有操作性。

又如，在价值度量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如软件、AI模型等）生产的核心特征是“一次研发、无限复制”，一旦研发完成，后续的复制、传播、分发过程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因此无法用“单位商品生产时间”来衡量其价值量。此外，数字商品具有“非竞争性”，即一个用户使用数字商品不会影响其他用户的使用，这就使数字商品的价值度量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于是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命题失效了。

最后，在形成价值的劳动形态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创造的核心从“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数据劳动、算法劳动、创意劳动、数字服务劳动等非物质劳动取代传统物质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主力，这类劳动不产生任何物质产品，劳动成果是无形的。如何解释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逻辑成为劳动价值论面临的又一个重要挑战。

总之，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认知。正像任何重大的技术创新一样，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最根本的社会影响仍然在于通过变革人类的生产方式从而使社会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发生深刻变化。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与传统机械性机器有什么区别，而是在于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应用产生的一些社会经济现象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而要正确认识这个关系，前提是必须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要义

劳动形成或创造价值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等人首先提出来的基本命题，这个命题被后来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继承并得到发挥。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各种缺陷，并不是科学的商品价值理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正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体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革命。

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的革命不仅表现在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们更加科学和严密地说明和论证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价格、价值形式等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仅仅把价值当作解释价格的一种理论工具的局限性，把价值理解为商品生产中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理解为人及其生产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但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没有能够自觉地将此作为整个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从而使他们的价值理论以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破产为标志宣告失败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社会生产关系，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石和出发点，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通过创立劳动力商品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理论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资本论》也是一部价值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和矛盾分析法，彻底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家把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关系的局限性，聚焦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和核心要义。

由于从来不存在脱离一定社会制度环境的商品生产，因此，当我们面对新的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一些新现象来判断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否过时的问题时，分析和思考的焦点并不应该仅仅集中于新技术是否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表面化问题，而更应该深度思考的是，新技术的应用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矛盾还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并以此作为核心标准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假如事实是前者，那就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确实过时了；反之，则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仍然具有真理性。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客观事实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如同一切新技术的应用一样，不是消除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是使这种矛盾得到新的表现和发展。所以，仍然沿用古典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来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否过时、把商品生产一般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方向上的错误。

三、在发展和创新中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上述基本观点表明，我们的思想方向不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来直接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而是应该对前述那些现象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以求得到正确的答案。正确回答问题，首先必须提出真问题，而不是制造假问题。我们认为，在坚持和继承的基础上拓展解释力并通过拓展解释力更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时代关系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在这个前提下，这里对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作如下回应。

（一）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劳动仅仅指生产商品的人的活劳动，而不是任何物化劳动即死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接受和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并进行重大创新，不仅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而且源于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本质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认知，即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除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还是不劳动，为自己劳动还是劳动被他人剥削），不包含任何一个物质的原子。因此，人们之间的劳动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本质，社会生产中的各种物包括生产资料、商品、货币等都只是人们的劳动关系的物质载体媒介。

就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说，无论其表现为何种形式以及具有何种功能，至少就目前来说，在本质上它们仍然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不是与人类相同的生物性存在。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物化的结果即物化劳动。人工智能的应用本质上属于一种新的物质要素的运用，虽然它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高商品或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但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活劳动的运用，也不可能是商品或服务价值的根本来源，其在商品价值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传统的机械性机器并无本质区别。依据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企业的利润水平，就直接得出人工智能也是价值与剩余价值来源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由于没有弄清楚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及其相互关系，把人工智能的使用价值生产效应等同于其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抽象地讨论商品生产问题，只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理论上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合理的假设”，因为在实际历史中，从来不存在孤立于社会条件的所谓“商品生产一般”。要真正说明现实的商品生产，必须把商品生产还原到具体历史条件和制度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抽象的商品生产。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和劳动力的比例会不断提高，率先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单个资本家有可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可以使资本家整体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最终的趋势是导致资本的价值所得和劳动者的价值所得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突出表现。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是缩小了劳资所得的差距，而是使这种差距进一步快速扩大了，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过时，而是得到了新的证实。

进一步说，讨论当前的人工智能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这是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其实还只是一种模拟人类劳动的物理性的数字技术而已，现在就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人的劳动，显然与实际相距太远，是不科学的判断。当然，人工智能处在发展之中并且前景广阔，如何规范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开发和运用，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合理需要，这正是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社会需要和约束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是永远不可能发展为“人”的。在这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对于人工智能的运用产生的一些新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解释，是完全必要的。

（二）关于人工智能的运用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的理解问题

人工智能本身不能创造价值，但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使商品生产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提出了前述各种理论问题。不过，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在坚持和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拓展和适当的思想调适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这里略举几例。

一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使经济过程（包括生产、流通、服务等各环节）中的劳动越来越少，但社会生产的总价值却越来越多的现象。正确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其中包含的“真问题”是什么，可能隐含的“伪问题”是什么。这里所谓“伪问题”，特指将经济生活中的微观现象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用来说明宏观现象的错误思路。具体来说，从微观单位即主要是各类企业的角度看，确实存在过程中的劳动者及其劳动越来越被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替代的现象，但是从社会层面来说，人工智能开发过程中凝聚了更多相关技术人员和劳动，无论是劳动强度还是劳动的技术水平都进一步提高了，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还催生出众多新型业态，使大量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实现转型。目前各国宏观统计数据表明，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并没有导致劳动者就业总水平的断崖式下降。这至少说明，不能用单个企业的微观现象直接得出关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判断。无论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还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技术的应用对于社会就业和劳动总体状况的影响，仍然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复杂课题，这才是一个“真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得出结论。

二是如何理解数字商品和服务的新特征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数字商品和服务确实具有与传统物质商品和服务不同的新特点，即产品一旦研制成功，其批量复制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同时，同一款产品或服务在使用上还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即共享性。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里产生的问题并不是数字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度量存在什么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是社会经济过程中存在的自发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为计算的技术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数字商品和服务。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复制成本趋于零以及它们在使用上的共享性，只是说明其生产和提供者能够因此获得超额利润。国内外学术研究表明，这种利用技术的优先或垄断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垄断地租的性质。这种具有垄断地租性质的超额利润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价值，而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价值在厂商之间以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转移。因此，理解数字商品和服务的新特征，并不需要以质疑或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代价和唯一选择，坚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说明的。

总之，人工智能的应用并没有颠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要坚持正确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和综合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就完全可以对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