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
曾祥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课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重要窗口期。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区域产业布局同质化等问题,亟待寻求新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中抓住关键突破口,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把握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动态平衡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首要难点在于处理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区域特色化”相统一。
国家层面上,要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规划体系,明确科技攻关重点、产业布局方向和安全发展底线。针对科技创新组织、要素市场化配置、产业跨区域转移等关键环节,建立由党中央统一领导、跨部门协调的推进机制,强化政策工具箱的系统性集成,给予地方足够的改革探索空间。对于地方而言,需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握区域功能定位差异化布局。例如长三角区域要发挥科创资源富集优势,在原始创新和未来产业培育上勇当尖兵;中西部地区应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在能源转型、数字赋能、军民融合等领域打造新增长极;东北地区要聚焦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此外,为防止某些地方在落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目标上走样变形,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统计核算和监测评估制度,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未来产业孵化率等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增加对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生态培育、绿色低碳转型等长期性指标的权重,引导地方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形成“中央定方向、地方抓落实、基层敢首创”的良性互动格局。
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深度结合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先进生产力只有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必须破解政府干预过多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难题,促使政府从直接资源配置转向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向发力。
一方面,政府应集中力量办好市场“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强化基础研究领域的前瞻性布局,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建立研发、转化、产业化的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发挥引导保障作用。针对中小型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融资难题,要提供科技金融全链条服务,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同时,政府要有序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市场在创新要素定价、技术路线选择、产业化方向决策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政策扶持等方面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尤其要打破各类隐性壁垒,支持科技龙头企业、重点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承担国家重大攻关、国家实验室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任务,共享科研创新成果。要加强反对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遏制“内卷式”竞争和地方保护,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营造宽容试错、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
科技自立自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基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还存在科研资源分散、专利转化率低、中试熟化环节薄弱等现实梗阻。必须健全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统筹协调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重要科技力量,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项目上,加大科技人才引育用留力度,不论资历、不设门槛,形成科技人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同时,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市场应用、流通,进一步完善“先赋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模式,培育一批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以提供高质量科技服务带动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的提升。
自立自强并非“闭门造车”。面对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难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更需立足国际视野,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深化科技合作。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深化改革。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打造国际一流科研平台,吸引全球先进技术、顶尖人才、优质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我国集聚。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深度参与国际科技组织项目的同时,引入前沿科技知识反哺国内研发,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要建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形成相互支撑的产业生态,推动我国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建材、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是吸纳就业和创造税收的重要来源。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抛弃传统产业,而是通过改造升级使其焕发新生。一方面,通过建立“技术标准+环保标准+能效标准”三位一体的改造升级标准体系,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激励先进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引导企业在设计、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采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新兴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根基。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首要任务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焦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打造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和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集群,形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可反哺传统产业升级。针对部分新兴产业出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苗头,要加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规划衔接,对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投资过热领域实行科学调控和窗口指导,严格核定企业主营范围,避免相互越界的同质化竞争,引领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站编辑:王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