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瑜明 白晓晴 杨丽萍

作者简介：秦瑜明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出版学院副院长；白晓晴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电视学院编辑出版系副系主任；杨丽萍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讲师、师资博士后。

自文明肇始，出版作为思想传承与知识形塑的核心载体，其内核始终是内容价值的发现、组织与传播。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深刻重塑出版业态，并对出版教育发出根本性召唤。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已超越工具范畴，成为驱动出版业全面再造的新质生产力，标志着出版数智融合新纪元的到来。数智技术拓展了出版的内容与形态边界，使出版活动从传统线性链条演变为涵盖多元叙事、智能管理与生态运营的复杂系统，更对出版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阶复合型要求。面对技术、人才与业态的多重变革，出版教育的战略性改革已刻不容缓。它必须超越传统技能传授，立足历史视野与全球比较，主动发起一场从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到知识实践的系统性变革。出版教育必须深刻回应理论来源与现实走向这一核心命题，在承继出版优秀传统与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勇于探索面向未来、引领行业的实践新范式，从而为出版业在数智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且富有活力的人才根基。

（一）知识与能力融通的活化剂

数智时代，出版产品从技术开发到实践应用的时间正在逐渐缩短，出版教育中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结构正在被重塑。出版教育需要打破先教后学、先学后用的线性逻辑，逐步构建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创新的动态模式。

从作为终端的实践应用来看，技术迭代与出版场景的融合越发紧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出版内容生产、编辑加工、传播分发等多个环节，用于规模化数据信息集成、多模态内容自动生成、精准化内容推荐等任务。这意味着出版教育必须紧跟技术前沿，将出版应用场景中的数据处理、算法应用与智能工具操作纳入教学实践，使学生在实践项目参与中实现知识迁移与能力生成。

从作为前端的知识来看，新技术的应用实践不再仅是知识的验证环节，更成为新知识生成的起点。数智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较快，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被延展、改写和重塑，知识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与开放性，这对学生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学生应具备持续学习与即时应用的能力。这就要求出版教育以实践为枢纽，构建知识更新与能力进阶的双向循环机制。通过出版项目驱动的实训教学模式，学生在解决出版活动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刻领悟知识、发展创新能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行动的转变。

（二）跨学科知识学习的融合剂

数智时代，跨学科知识学习的融合成为出版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从出版活动的业务实践来看，数智时代的出版学正在与计算机科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进行深度交叉融合，这要求出版育人体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开放协同的育人生态。

出版教育需适配出版内容丰富化的趋势。面向复杂多元的出版内容场景，出版人才需要掌握交叉融合的知识体系，整合技术、艺术与人文知识，成长为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出版教育还需适配出版形态多元化的趋势。数智时代，出版物正在由传统的单一媒介形态载体，扩展为图文、音视频、交互式内容等多模态载体。出版人才需要具备多媒体叙事与跨媒介表达能力。

出版教育需适配出版流程融合化的趋势。数智技术推动出版流程的智能化重构，催生个性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新模式，出版活动正从单一内容供给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生态构建。这要求出版人才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能力与系统思维，强化数据管理、智能工具应用、协同编辑等方面的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包括在编辑阶段适应人机协同新场景，在复制阶段抵御智能化冲击下的版权风险，在发行阶段充分完善出版链条新延展，并通过数据洞察用户行为，结合场景化需求进行定制化内容生产与分发，实现出版价值链条的延伸。

（三）创造性出版活动的孵化器和催化剂

数智技术的未来价值，是从效率提升工具演进为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和系统性变革的催化剂。算法与模型将经验驱动的排版、编校等重复性工作转化为可标准化处理的操作，将出版从业者的核心精力从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更具创造性的智力活动释放必要的时间与认知空间。出版活动的重点也从技术性执行转向价值性创造，即聚焦于内容价值的深度挖掘、叙事形态的跨界策划、多模态表达创新以及沉浸式阅读交互设计。在此过程中，出版人才的角色内涵发生本质变化：从传统的内容加工与把关者，进阶为知识价值的阐释人、叙事创新的架构师以及阅读体验的设计师。社会文化的解析力、用户阅读与使用场景的理解力、运用技术媒介的传播力、知识再组织与意义再生产的创造力成为出版素养的关键。事实上，数智技术并不会替代具有创造性本质的出版活动，需要通过重构生产基础与能力要求，推动出版从内容生产向意义建构与知识服务的范式跃升，最终使出版活动在数智时代实现其核心文化功能的创造性升华。

数智时代，基于我国出版教育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与特色实践，建设和发展出版教育实践观，对于提升出版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出版人才核心竞争力，乃至推动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提出

出版教育实践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包含多个方面：全部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前提、本质和动力，人是实践的主体，等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敏于事而慎于言”“知行合一”反映出儒家实践观。具体到教育领域，“学而时习之”则道出了实践、践习之于学习的旨归角色。现代的实践育人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结合，其强调教育是实践过程，并且教育最终要落到实践与行动中。

一般而言，教育实践观有两种含义：一是将“教育”视为本体，研究教育的实践观，也就是将教育本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以实践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研究教育活动；二是将“教育实践”视为本体，研究教育实践的观念，也就是对教育中的实践活动范畴进行研究。本文提出的出版教育实践观，采用第一种观点，即认为出版教育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贯穿出版教育的全过程，这在理论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出版教育实践观强调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培养知行合一的人才。

马克思曾经鲜明地表达出他对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围绕教育实践观，从哲学来源、概念演变、学科育人、现实路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讨。在实践哲学方面，叶澜的“生命·实践”教育学，以个体生命发展为驱动与归属，将理论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转化为实践与现实生活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从实践观出发，冯向东提出教育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指向“人”、改变“人的世界”、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具体到出版学科领域，高晓虹等提出新闻教育实践观，倡导将实践教育升级为全面实践，即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全环节的实践。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和目标指向，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二）数智时代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新发展

在我国，出版工作承担着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出版教育需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有机融入教学实践全过程，引导学生在实际、前沿的出版项目中，深化对行业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解。实践观强调理论与前沿实践的动态耦合，要求学生在参与出版活动时，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站位，要对技术环境有批判性认知与适应性素养。

数智时代对出版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出版教育创新提供了关键路径。伴随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大规模应用，人类相较于机器所独有的内容生产优势被迅速瓦解，人机协作在创作活动中的权属边界日益模糊。一方面，数智时代的出版实践要求从业者把握人工智能的可介入范畴，强化自身在人机协同生产中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出版从业者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视野与编辑能力，才能够在数智时代成为智能生成内容的把关人与统筹者。只有在教学阶段就充分融入实践，才能使出版专业学生形成对自身主导性的坚守和对认知训练的高要求。因此，数智时代的出版教育并非要推动全程全面的实践教学，而是要通过锻炼实践性的学习思维与能力，帮助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形成驾驭人工智能的主动意识，应对数智技术对内容行业人力资源的全局性洗牌。

发展数智时代的出版教育实践观，是推动教育适应技术环境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出版的支撑，出版是知识传承发展的载体，出版物对于学科发展起到定盘星和指南针的作用。2025年出版融合发展调研数据显示，超过80%的出版单位设有出版融合发展专职岗位，人员总计超过1万人。然而，从当下出版行业的就业现状来看，出版单位往往青睐各学科专业人才，以学科划分人员架构。数智时代，出版从业人员在熟练掌握专业内容的基础上，更应具备新兴媒介环境下的出版发行实践能力，以推动出版物作为知识载体的普及与升级，使各类学科的教育资源都更好适配技术环境与时代需求。

发展数智时代的出版教育实践观，是提升出版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教育必须与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数智时代，出版业态日新月异，出版教育应以高水平实践教学为路径，培养一批适应出版业实际需要的专业人才、引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军人才。在出版教育中，通过建立以成果为导向、以刊播为驱动、以奖项为激励的实践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课程设置、实践模式与培养方式的精准对接，从而对标行业标准，提升出版人才的职业胜任力。

（三）数智时代出版教育实践观的具体内涵

立足数智时代出版业变革与文化强国建设需求，出版教育实践观强调扎根中国出版实践土壤，将实践贯穿人才培养全流程。出版教育实践观的具体指向包括以培养能力为实践目标，以立体化育人体系为实践方式，实现从创意、创作、创新到创业的全流程融合。

在实践目标上，锚定高素质出版人才的核心能力坐标。出版教育实践观以全媒化、创新性、应用型为核心导向，要求把握社会文化需求与行业发展趋势，打造适配数智时代的出版教育新模式，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能担重任与锐意创新的高素质出版人才。

在实践方式上，构建知行合一的立体化育人体系。出版教育实践观要求出版教育以知行合一、教学相长为核心原则，在“知”上，坚守出版的意识形态阵地，强化出版专业人员的把关人属性；在“行”上，开展全过程育人，通过项目制教学、实训教学等，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体系。

在实践内容上，构建创意、创作、创新、创业贯通的实践流程。创意是出版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尤其在数智时代，好的创意有利于生成兼具思想性、趣味性与市场价值的出版选题。创作则是创意落地的关键环节，在出版教育中，让学生全流程、沉浸式参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版式设计、校对审核、多模态转化等环节，有利于系统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创新是出版实践的重要突破点，在出版形态与技术应用的双向赋能下，增强学生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意识和能力，提高出版物的生产效率。创业则是融合了创意、创作与创新的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将优质出版成果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公益项目或具有经济价值的产业项目。

出版实践育人是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关键路径。如今，数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文化服务需求升级，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提出，希冀出版教育模式的实践化转型，即重新定位实践、系统构建实践、理论升华实践，推动构建“大实践”的出版育人格局。

（一）理念革新：重新定位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出版实践教育观指向对实践的重新定位，在教育理念上实现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文化对于知行关系的探讨，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就出版学教育而言，实践多被视为课堂知识教学的补充环节，长期以来形成了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氛围，使教育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理论教学与实践发展脱节等困境。

提出“出版教育实践观”，其价值在于从理念层面守正创新，重新定位实践，推动出版育人突破传统认知边界，推动将实践从教育的附属环节，提升为数智出版人才培养的贯穿性元素和引领性力量，以形成知行合一的实践育人观。首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引领地位的基础上，出版教育要将价值塑造融入教育实践的全过程。例如，通过“四史”学习、红色出版物研读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领会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培养专业认同与职业担当。其次，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人工智能辅助内容生成、大数据分析、多模态内容制作等技术，坚守人的主体创造力，辩证看待技术的工具价值与局限，适配数智时代的出版行业发展需求。最后，这一定位强调实践的内生动力属性，让实践成为理论学习的起点、知识转化的纽带和能力提升的落点，推动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实现思想、理论与专业技能的融合，契合体用贯通的出版人才培养需求。

（二）全面培养：系统构建实践，打造核心竞争力

出版教育实践观强调依托“有组织的实践”，打破传统实践零散式的短板，通过制度化设计与协同化机制，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理论素养与创新能力，使其具备适应数智技术变革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出版学科专业共建的教育模式，有效构建了产学研协同的实践生态，形成有组织、可持续的出版教育模式。2022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推动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共建工作，通过联合开发课程、共建实践基地、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形式，将出版业前沿实践有效嫁接、有机融入出版教育的全过程。例如，北京大学和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北京印刷学院和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共建出版学院（研究院），整合多方资源，形成育人合力。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机制生动体现了出版实践教育的特点。一方面，加强出版教育与业务前沿的交流与对话，将出版单位的编校标准、市场运营经验、技术创新资源等融入出版实践教学全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学界、业界的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负责理论指导与方向把控、行业导师提供一线实践经验与资源支持，全方位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为例，它根据本硕博不同培养阶段的目标定位，为学生构建了差异化实践体系。在本硕阶段，学院以基础技能夯实与数智能力强化为目标，依托普及读物编创、智能编辑工作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优化实训等项目，培养学生的策划、编辑、多模态制作等基础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掌握智能校对、数据驱动选题等数智技能；在博士阶段，学院则以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突破为导向，聚焦专业出版物形态创新，如移动交互阅读产品研发、垂类数据库建设、体验型数字教材研发等，提升学生的资源整合与多模态集成能力。在出版教育中，应坚持“四创融合”理念，提升学生在创意策划、创作落地、创新突破、创业转化的全流程中，解决复杂出版业务问题的综合创新力。

数智时代，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的“有组织的实践”需紧扣时代特征，将技术赋能贯穿实践育人的全链条。在实践工具上，引入智能知识图谱、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实践效率与成果质量；在实践内容上，聚焦数字出版、融合传播、版权区块链管理等前沿领域，设置针对性实践任务；在实践管理上，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实践过程与成果，实现精准指导与动态优化。同时，强化人工把关意识，引导学生在技术应用中坚守内容质量与价值导向，避免技术依赖导致的创造力退化。

（三）有效循环：理论升华实践，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出版实践育人的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备实践能力的行业人才，也在于以实践为根基，在总结中国出版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原创性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推行“大实践”，发展自主理论，从实践积累到知识创造，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立足中国实际，回应重大时代课题。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引导学生聚焦媒体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出版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播等重大议题，从主题出版创作、出版融合创新、跨文化传播等实践中挖掘研究素材。例如，从“红色云展厅”、《行走中国》等实践项目中，总结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版传播规律；从无障碍出版、民族出版、全民阅读推广等实践中，探索出版服务社会公平的路径方法，形成兼具现实针对性与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

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强化实践出理论的创新意识，推动实践经验向学术成果转化。在出版教学实践中，鼓励师生发现新现象，进而提炼原创性概念、理论与范式。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融合传播实践中归纳出视听融媒出版物等概念，总结以视听传播带动出版物影响力跃升的模式与路径，丰富了出版学理论概念体系，为行业创作实践提供了方向参照。

出版教育实践观倡导理论升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将实践中提炼的理论成果，反哺于教材建设、课程优化与政策制定，推动各学科教材出版的提质增效；将理论创新与行业需求对接，通过无障碍出版理论研究，为全球文化平权贡献中国智慧。秉持出版教育实践观，让实践育人既产出应用型人才，又产出理论成果，真正实现实践赋能理论、理论引领实践的良性循环，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在教育教学中，出版教育实践观指向理论与应用互促、教学与科研互融、传承与创新互补的具体路径。本部分选取中国传媒大学在数智出版领域的典型实践案例，剖析践行出版教育实践观的具体理路。

（一）以实践为起点：数智技术赋能知行合一

以从实践出发取代从观念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观念的出现都源于现实，是社会实践的具体反映。实践活动的发展决定理论的发展程度，实践活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思想观念的性质。在数智技术急速发展的当下，内容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急剧变化，出版教育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真实准确地理解出版行业变革的内在逻辑。出版实践教育将理论讲授与应用实训的教学板块结合，构建平台化、场景化的项目载体，让学生在出版活动的实际参与中，深化对出版业发展的认知，在行业变革中掌握与时俱进的出版技能。面向实践，就是要面向问题，出版教育要将行业前沿问题转化为教学研究课题，让学生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构建起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动态闭环。

中国传媒大学于2024年启动“中国出版大讲堂”建设。系列课程坚持体用贯通的建设原则，累计邀请20位业界权威专家，制作20集长视频课程与60集短视频课程，搭建起“行业专家+高校教师+学生”的三方互动平台。以“中国出版大讲堂”为依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介绍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的守正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物理编辑室讲解科学教育视域下青少年科普读物开发的创新路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数智化时代为背景解读出版融合发展，等等。在“中国出版大讲堂”课程中，头部出版社演示了如何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虚拟仿真技术、智能编校系统等，改进出版物编校的数字化流程、理解融媒时代的用户运营逻辑，有机地将出版学基础理论、数字版权管理等知识应用于课程中，启发学界思考行业专家提出的“AI生成内容的版权界定”“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创新”等行业现实问题。

在“中国出版大讲堂”建设中，出版专业师生参与课程制作全流程，打造线上同步授课+线下融媒体手册与数字资源包系列出版物，学生在项目中学习知识，并将知识迅速转化为应用技能，打造出达到行业标准的高水平出版矩阵。大讲堂模式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教育在“实践知识体系化传递”与“行业教育生态协同”层面实现了制度性突破。作为覆盖全国719所院校的开放教育平台，大讲堂系统性地将行业的最新实践、价值导向与专业标准导入教学核心环节，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这一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师生共创项目不仅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和可及性，更在操作层面践行了“从实践出发”的教育理念。

（二）以实践为方法：实践项目驱动成果转化

以实践为方法，就是要在经验中归纳提炼规律，探索普遍性的行动模式。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核心，在于以实践为方法，构建一种“项目驱动知行耦合型”出版育人模式，打通教学、科研与出版业务之间的制度化壁垒，即从实践中提炼行动模式，将其凝结成科研成果，并探索成果的普遍适用性，以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效能。从微观教育行动层面理解，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深度参与出版实践项目，实质上经历了一个“从认知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知”的闭环学习过程。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其专业身份形成、知识体系内化与创新思维激活的关键机制。从中观的育人实践层面来看，它推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在项目实践中有机衔接与价值共振。科研为项目注入前沿理论与问题意识，教学保障项目推进中知识与方法的序列性传递，而项目成果则直接服务社会文化需求，并反哺教学优化与科研深化。由此，出版教育超越了封闭的学院场域，转变为与行业及文化发展同频共振、协同前进的开放系统。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与行业共建的系列融合出版项目，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打造的《百年先锋》《红色文物青年说》，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发的《行走中国》《十年百变》等，并非偶然性的教学案例，而是出版教育有组织的“项目驱动知行耦合型”模式的实践验证。上述出版融合项目通过纸数图书、融视频、折页等多模态形式，构建了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效度的复合出版体系。从实践层面看，在项目中，学生不仅掌握了多模态编辑、版式设计等专业技能，更关键的是参与了从数据采集、分析到传播转化的全链条实践，从而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传播的具身经验。从机制层面看，项目成功构建了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循环。上述系列出版实践活动以奖项为激励，在系列产品孵化后，继续参与教育部、中宣部等单位主办的作品评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全国大学生网络编辑创新大赛等行业赛事，通过荣誉认可与资源支持，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与实践动力，形成从实践到成果、用反馈促提升的良性循环。

出版教育实践观的应用进路，在于构想并提出出版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应以组织化、社会化的项目实践为方法，引导学生在复杂、开放的情境中完成从专业知识应用到学术思维训练，并进阶创新能力生成的综合发展，真正培养出能够驾驭数智时代出版变革的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价值、学术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

（三）以实践为引擎：文化创新提升育人效能

出版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文化既是“人化”，又是“化人”。文化存在于各种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中，各种承载人类文化的出版产品都是在实践中创造的，同时也表现为人类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伴随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文化发展也将呈现出新的样貌。一方面，数智时代的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既传承了传统的文化积淀，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生活在当下的社会成员，通过掌握吸收当下的文化资源，又实现了自我更新。这种相互创造是在实践中推动形成的。出版人才担负着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需要具备更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具备契合时代发展的智媒素养。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深层指向，就是要在文化实践中推动人才超越个体局限性，不断塑造出与时偕行的职业胜任力。

在数智环境中，出版教育要在文化传承创新实践中，全面提升人才的文化素养，也就是要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人才不断创新实践成果，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更新。中国传媒大学《解码中华文化基因》系列融合出版物项目，是出版教育实践观的生动例证，诠释了如何以技术为赋能手段、以出版为实践场域，实现文化创新与以文化人的有机统一。该项目以探索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融合形态为核心，构建了一套从文化转译到创新表达的融合出版方法论。项目以师生共学共创的方式深度融入非遗知识谱系的挖掘，理解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精神价值，并通过年轻语态的叙事重构，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播。项目在策划、生成与传播全流程融入人工智能，建立文化层面的信息核查机制，构建了涵盖融媒图书、衍生文创与数据库智能体的复合出版矩阵。实践出真知，出版教育实践观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文明赓续的自省思辨与实践探索，既强调运用数智赋能激活文化基因的当代生命力，又在文化创新实践中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智媒素养，有效提升了出版专业的育人成效。

实践作为出版活动的本质属性与出版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在数智技术重构出版业内容生产、传播生态与服务形态的时代语境下，其核心价值与实现路径亟待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了教育的“三大属性”，即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数智时代出版教育实践观的提出与践行，有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握教育的“三大属性”，在技术变革与文化传承的双重需求下，构建理论与应用、教学与科研、传承与创新一体化的育人体系。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教育实践观的理论，紧扣数智时代出版业变革对人才培养的新诉求，提出“出版教育实践观”，在延展传统出版教育实践理念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位实践、全程融入实践、理论升华实践的三重突破，构建理论与应用互促、教学与科研互融、传承与创新互补的有组织实践育人新模式，为破解新技术冲击下出版人才培养的路径困境提供了应对之法。

这一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回归了出版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逻辑，契合了数智时代出版人才守正创新的核心素养要求，推动出版教育实现实践目标、内容与方式的创新重构。从价值维度而言，“出版教育实践观”为出版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通过打通教学、科研与行业实践的壁垒，推动出版教育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塑造、从单一培养向协同育人转型，有助于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输送兼具文化素养、技术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对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出版教育指明了前行方向。未来，建设与发展出版教育实践观，需要以数智技术为赋能工具，以文化传承为核心使命，持续深化出版教育育人模式改革创新，完善实践育人的保障机制与协同体系。以实践为桥梁，推动出版教育与出版行业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实践为抓手，让出版学子在行动中坚守文化立场、锤炼专业本领；以实践为导向，为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与创新活力，助力出版事业在数智时代高质量发展。

（注释略）

作者简介：秦瑜明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出版学院副院长；白晓晴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电视学院编辑出版系副系主任；杨丽萍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讲师、师资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