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简介

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基本范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三项，省部级课题十多项。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什么是人民、阶级及其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共产党宣言>的新时代阐释》《中国改革大逻辑》《党性是什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道路何以自信》《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等多部，并著有《资本的秘密》《社会主义的哲思》《女性的星空》《近代中国开端的洞察》等“经典悦读系列丛书”共三辑十余本，编著《灵魂的自白——瞿秋白<多余的话>品读》《悲剧的镜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品读》等“鉴往知来系列丛书”第一辑五本，主编北京大学规划教材《新时代劳动理论十六讲》。

访问者简介

张丹丹，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翁乐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该思想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进行了谋篇布局，在文化理论观点上取得众多创新和突破，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 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针对如何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要论述及守正创新之道的深刻意蕴，如何把握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如何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何异同，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有何关系，坚定文化自信都是对什么文化的自信，新的文化生命体“新”在何处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本刊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培永教授进行了专访。

访问者：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您能否从整体上谈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相对于其他文化理论有什么独特之处，新时代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

陈培永：我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追求目标来看。第一，相对于其他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置于洞察时代、引领时代、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视野下来思考。它关注文化、思考文化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引领时代，为治国理政服务。我们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其中上层建筑既包括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重要构成部分的原因。马克思提出了精神生产、艺术生产，还提出了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相并列的精神生活等范畴，从中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什么要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要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毛泽东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列起来，强调文化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是服务于政治、经济的，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政治经济考量。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这些方面做到了守正和传承。

第二，新时代为什么更关注文化理论的建构？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回应，也是对人民群众在物质富足之后追求精神满足，比如对理想、信仰、精神、价值有更高追求的回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一系列原创性范畴、标识性概念，比如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有一系列重大判断和重大命题，比如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等。这都有力证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访问者：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中华文明” 与“中华文化”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您是如何理解两者关系的？“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否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史要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陈培永：“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两个词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特征，即凸显了国际化和世界性。中国国际地位提升，需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同时还需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因此，“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这样的表述就多了起来。但正如对“文化”与“文明”两者的区分并不容易一样, 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进行区分也不容易，两者有时似乎是可以替代使用的，有时似乎又是有明确区分的。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使用“中华文明”这个词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所指，这也就决定了理解两者关系有不同的维度。一方面，“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个文明成果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成果，比如长城、青铜器、陶瓷，又包括制度方面的成果，比如郡县制度、谏官制度、巡视制度，还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成果，比如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仁者爱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这个思想文化层面的文明成果，其实就属于“中华文化”。就此而言，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文明体，即与国家、民族处于并列位置的实体性存在。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世界上的文明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实际上讲的就是文明体。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也就是指这些文明体的冲突。中华文明是一个文明体，其主体是中国、中华民族。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看待国际社会的时候，不仅要看到有国家和民族之分，还要有文明体之分；不仅要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看到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就是让中华文明形成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精神内核，是支撑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体的灵魂。

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可以讲中国，可以讲中华民族，也可以讲中华文明，三者强调的分别是政治实体、民族实体和文明实体。中华文明是从文明、文化的独特性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是互相成就的：没有独特的中华文明，就不能说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而没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注定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中华文明也离不开中国这个国家形态，它主要是在中国形成发展出来的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体的独特性，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但不同于中国、中华民族的是，中华文明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它不只体现在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成员身上，还存在于全球华人的思维观念中。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否意味着先有了中华文化后才有了中华文明？还不能这样来理解。百万年的人类史，说明在一百万年前，在中华大地上有了最早的人类。人可以直立行走而有了“人样”，逐渐成为高于动物的“动物”。一万年的文化史，这里所讲的“文化”实际上是“人化”，就是人开始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不再只是本能地使用自然工具，而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物质甚至精神产品的生产。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说明人进一步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开始建立具有复杂组织系统的国家，构建更加精密的制度体系，以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改造自然。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认为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建立，人类社会才从野蛮时代走进文明时代。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中华文化要比中华文明开始得早，中华文化史包含中华文明史。因为如果只是自然的“人化”，可以说有了文化，但很难说是中华文化，也不好说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有了国家、制度、语言、文字等中华文明独特标识的出现，中华文化的历史才真正开始。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历程应该是同时开启的。

访问者：讲到文明，如果我们坚持历史进步论的话，那人类文明就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当今世界来看，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程度也应该有所不同。那“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

陈培永：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是有独特的语境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类文明当然也有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后一个阶段的文明必然会超越前一个阶段的文明，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在同一时段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甚至不同人之间的文明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也有高低优劣之分。单独拿出不同文明体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或生态文明比较，也应该有高低优劣之分。在特定情境和维度中，我们的确对文明进行了高低优劣的区分。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需要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是有针对性的。其针对的是一些国家建构出来的所谓“文明逻辑”，即把自己的文明说成是高且优的，把其他文明说成是低等劣质的，甚至根本称不上文明，其他文明都应该以他们的文明为标准、方向和目标。其实讲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与讲国家无高低优劣之分、民族无高低优劣之分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什么文明体都应一律平等，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应该认识到，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隶属于具有独特标识的文明体。我们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但这不代表应该进行高低优劣的定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明所依托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就认定其文明也是低等的；也不能因为一种文明所依托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超前于其他国家，就认定其文明本身是优质的。一个国家的文明对于本国民众是有积极价值的，文明优劣应该由本国民众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别国指手画脚。如果我们将文明分成三六九等，说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优越，那就很难在文明交流中形成价值共识了。

当然，我们要防止的是没有自己的文明立场和评判标准，陷入文明相对主义的窠臼。讲文明是要有立场和评价标准的。也就是说，具体到不同文明体某方面或某领域的文明，必然是有高低之分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应该作为每个文明体努力的方向。同时，不同文明体自身都应该不断追求进步，自我审视自己存在的不足，基于本国具体实际来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走出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以“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找理由和借口。

访问者：谈到中华文化时，我们会习惯性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如何评价哪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那该如何看待不优秀的传统文化?

陈培永：在我们谈论中华文化时，主要讲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我们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具有标识性、特色性的还是传统文化。人们受文化影响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是需要沉淀的，新思想、新观念未经长期积淀和岁月洗礼，我们很难认清其文化属性。

传统文化不都是优秀的，有优秀传统文化，那就必然有不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与否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一些不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变为优秀的，而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变为不优秀的。比如当我们需要提升个人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的时候，那些强调个人自由自在的传统文化就是优秀的。而当社会过度强调个人至上而导致社会对立、人情冷漠时，那些强调社会责任感的传统文化就是优秀的。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优秀不优秀没有标准，而是说标准是现代人依据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来定的，要以有利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人的解放为标准。

整体而言，与在革命时代追求社会变革需要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破除其意识形态桎梏不同，在和平年代我们需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进而推动社会进步。面对传统文化，要从改变自身的观念出发，树立优秀的眼光，要看到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一概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但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负面评价的思维惯性还存在，比如认为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是陈旧的，是唯心的，是为了捍卫特权特定等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又比如中华文化整体不如西方文化，不符合时代潮流，不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等——这些观念都要祛除。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支撑的，比如强调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这些学说、这些思想当然有穿透时代的魅力。再比如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以及虚实相生、形神兼备、宛若天成的特有的审美追求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待一些思想文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比如不能老是说王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的，不能说道法自然、顺应天命就是否认人的能动性的，不能认为人定胜天是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要解放思想，总体上是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要正确审视一些谈不上优秀也谈不上不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民俗文化、祭祀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这些文化不是停留于书本上的、口头上的，而是存在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它们影响更广泛、更实在。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应该将其看作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给予其认可和尊重。

就此而言，传统文化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第二个结合”要结合的资源是一部分，不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容是另一部分。这也意味着我们讲“两个结合”，包含着要区分不一样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不一样的传统文化的问题。“第一个结合”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实际来发展理论；“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讲治国理政中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古代的与现代的、西方的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的结合。“第一个结合”对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传统文化要改变、改造；“第二个结合”对作为优秀部分的中华传统文化则要融入并吸收。

访问者：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何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陈培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不仅有在传统社会中创造的传统文化，还有近现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对应的这部分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现实文化或当代文化。如何给这部分文化一个恰当的称呼呢？应该基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实践，也应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对中华现代文化的两种命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新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体，不能认为两者存在实质差异。

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探索出来的中国道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命名：如果以现代化进程为主题主线，可以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果以社会主义为主题主线，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此基础上创造并凝结而成的文化，更强调以现代化道路为底色，就可以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更强调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底色，就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本质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是在以现代化为核心命题和历史使命的当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强调才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不过，对中华现代文化进行命名，需要考虑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凸显了我国现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了我国现代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其言说对象是有限的，毕竟很多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持不友好的态度。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命名，凸显的是现代化，能够言说的对象是广泛的，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反对现代化，用其命名方便我们找到更大的交流空间，有利于凝聚价值共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使用什么样的术语很重要。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要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也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讲好中华现代文化的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反而还要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访问者：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如何理解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进而巩固文化主体性呢？

陈培永：从形式上看，文化主体性的主语是文化，但讲主体性，还是得落脚到人上。文化主体性一定是在人身上彰显出来的特性，归根结底要体现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们的主体性。但一些社会成员并不会因为生活在某种文化中，就一定有对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我们讲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必然体现为中华民族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中华文化有理性认知，能正确看待其优点缺点，并能在与其他文化交往中充满自信，能根据社会变化自觉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理解文化主体性，可以从没有文化主体性的表现来理解：一方面，总认为中华文化不如其他文化、中华文明不如其他文明，中国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今天中国的问题和困境、在国际社会缺乏足够话语权，是中华文化落后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只看到中华文化的优秀而看不到其他文化的价值，认为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归就可以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当今全球性难题。盲目自大是主观性有余而主体性不足的体现。主观性与主体性是不同的。主体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尊重客体客观存在，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善于以对象成就自身的特性。文化主体性就应该体现为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尊重其他文明的平等地位，善于借鉴吸收其他文化来不断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能够正视中华文化的问题与劣势，客观理性看待自己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理解他者文化，在自信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才是有文化主体性的表现；不尊重作为客体、对象的其他文化，看不到其他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具有文化的主观性，不是真正地具有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是分不开的。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为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有没有文化主体性，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有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有文化主体性。但是，文化自信并不构成文化主体性的全部，因为只有文化自信是不够的。如果只有一时兴起、忽然出现的自信，没有持之以恒、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的自信，就不能说有了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意味着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个“坚定的自我”不因情况变化而影响到自信，它有关于自己文化的足够知识和基本素养，有对其他文化进行辨识的主见和理念，有用实际行动保护文化安全、推动文化繁荣的能力。这个“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的出现，当然就使文化自信有了依托，使文化自信能够维系。就社会成员而言，有文化主体性可以说是对自己身在其中的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种理想状态。它表现为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捍卫自身文化、促进文化发展的能力，即有文化上的自立和自强。只有心理上自信、自觉而没有能力推出立得住、显示出文化生命力的新的文化成果，很难说就具有了文化主体性。

具体而言，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区别在于：文化自信主要处理的是社会成员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要求的是社会成员对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文化主体性还包括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自信主要强调的是精神状态，是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除此之外，文化主体性还强调自主创造的能力和行动；文化自信强调的是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自信，在此基础上文化主体性还强调面向未来的积极建构。文化主体性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升级版”，是在坚定文化自信后提出的更高要求，它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客观看待中华文化出发，审视我们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否定西方文化反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文化成果，通过对话、交流、包容来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最终落脚到开拓出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和各种文化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让其他文化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超越性。

访问者：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必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革命文化作出新的阐释，增强革命文化的吸引力？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陈培永：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整体上而言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不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今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很容易形成，反倒是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并不坚定。如果不能建立起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我们就总是会有文化的怀旧情绪和复古心态，对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不能自觉认同，不能放眼当下乃至未来。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进一步增强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为什么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不容易形成？这是因为一谈到革命文化，有人总认为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而不是战争的年代，革命者的故事令人感动，但革命者的理想、精神却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存在着遥远的距离。在革命年代确实需要革命的理想与激情，需要不怕牺牲的气节，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追求理想，而一旦回归到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就有距离感，因此很难对革命文化形成内心的真正认同，没办法真正做到入脑入心，更不容易做到入行。对革命文化的宣传，借助的载体往往是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聚焦革命者不怕死不怕牺牲的事迹，虽然故事令人感动、人物可歌可泣，但无法落实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我们需要对革命进行再理解，需要对革命者形象进行再塑造，对革命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符合时代的重构，为此要强调革命者是“领风者” “弄潮儿”，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知道未来社会走向的人，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的人，是要引领人们去往这个方向的人。我们要理解，革命文化是面对残缺现实不随波逐流、依然追求理想的文化，是不与黑暗和解、明知前路荆棘却依然追求光明的文化，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追求变革的文化。这种精神实质也是今天的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弘扬革命文化，就是要抱有社会理想、积极追求变革，就是要学会透过表象把握本质，善于遵循规律推动社会进步。

再就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有助于突破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之下现代人的困境，即本来借助资本和市场来服务于自身的人却成为人格化的资本，成为资本意志的体现，成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处、实惠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的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促使个人权利意识、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却带来了孤独个体、人情冷漠，甚至出现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社会，导致人们并不是生活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否定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防止的是在极度强化个人意识基础上带来人与人的绝对。它更加凸显的是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团结合作，它要解决的是过度张扬个体自由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抽象自由与现实不自由之间的割裂、物质丰富却精神空虚的问题。它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方案与药方，目的在于建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先进”的。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该如何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

陈培永：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应该落脚到打造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了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自然就会得到巩固。“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它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生命体：一层意思是说中华文化是活的，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自我革新而不会停滞；另一层意思是说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个要素、每个部分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是彼此分割、硬拼凑在一起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综合体、有机体，没有停滞在某个阶段，而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中实现自我成长。

既然是“新的文化生命体”，说明本来存在着一个文化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完成新陈代谢，展现出新的形象和气质，所以我们称它为“新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代表着旧的文化生命体的结束，符合中华文化发展的客观进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进程。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来就是一个生命体，只是这个生命体没有跟上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变，在一段时间内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西方资本全球空间扩张中受到了沉重打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基于传统文化本身的顽强生命力和包容性特征。如果自身没有生命力，只靠外来学说是造不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中华文化以生命，而是让生命力渐渐衰弱的中华文化更加顽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使中华文化实现了一次跃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说明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不纯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也不纯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得到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得到充实，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肉身重塑” “精神再造”，实现现代转型，发展出现代形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新的文化生命体可以说是兼容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文化和成果的，而且这些要素在其中互相塑造、互相成就。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凭什么能？归根结底就在于，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像中华文化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有近代以来这样的独特遭遇，从而产生强大内驱力来学习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能够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走向世界舞台。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像中华文明这样如此富有个性、没有中断且总能在交流借鉴中实现成功转型和自我升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自夸的。放眼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审视近代以来的独特国情，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承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就能从中看到历史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