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文明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4&ZD02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的文化土壤与马克思主义的强适配性是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博物馆时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且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推进到新境界。当前，要深化对“两个结合”的学理化研究与阐释，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从哲学发展史看，主体性属于哲学概念，是一个关系范畴。主体性作为一种观念早已产生，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人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这些命题都强烈表达着主体性。实际上，就目的而言，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指向主体性的确证与彰显。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其结果是不能理解人的活动的创生意蕴。马克思批判地吸纳了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主体，理解为内部过程，理解为绝对人格的思路，把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关注人安身立命的现实世界，按照人的发展去安排人的周围世界。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与实践的唯物辩证的分析，抓住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一关键，从而揭示了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奥秘，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范畴揭示和表征着这样几方面的问题：（1）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即人尽管是世界发展的产物，但在人产生之后，人对世界处于一种主导、主控、主要的地位。（2）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即控制与被控制、改造与被改造的把握方式，是以实践为轴心的高级物质运动形式，是人类参与到整个世界运动中的存在方式。（3）人和世界相互关系的发展方向，只要把20世纪的发展与人类物质世界历史相比较，不难发现至高无上的自然界的存在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人的活动的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的跃进、人类文明的升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能缺失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最大作用是以文化人。在21世纪，以文化人是我们发展和繁荣文化的重要任务。以文化人，关键是发挥文化的教化、激励、引导作用，引导中国人民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之所以是一个文明古国，就是因为通过文化教育让国人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承了历史文化，传播了先进文化，培育了一代代新人。文化繁荣和思想创新，是关系中国战略全局的重大任务，其实质就是要加快推动中国成为文化强国、思想强国和文明大国，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主体性突出体现在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或民族在面对文化的现代转型诉求或进一步创新发展时的一种“能动性的理性认知”，即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有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国崛起必须要借助中国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历史文化条件与时代限定。当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时，对现代化的追求、对现代性的反思、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然要提出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论题。其实，越是有创新就会越自信。归根结底，中国道路自信源于中国道路创新，中国理论自信源于中国理论创新，中国制度自信源于中国制度创新，中国文化自信源于中国文化创新。然而，创新的关键是营造适宜创新的社会氛围。为此，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者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冠以“中华”的内在标识，是文化在展现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内核。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因此，必须立足“两个大局”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主体性是主体相对于客体才有的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文化表征，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缺失文化创新能力的民族，既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国家崛起；也无法保护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文化繁荣兴盛的不竭动力。

从哲学高度看，“历史主动”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创造历史中的显现。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不断增强治国理政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积极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是社会进步之魂，也是人之为人之根。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主体性表征“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不仅仅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从大历史观视角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主旋律，构成“多元一体”的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格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文化心理和全社会共同文化意识，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禀赋和突出优势。当前，有理有据地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个民族内在生命的根本维系，文化主体性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是民族精神得以挺立的思想标识，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只有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文化自强”，才会有“文化担当”。可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担当”这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逻辑。对于民族而言，缺失文化主体性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对于国家而言，缺失文化主体性发展就会沦为附庸；对于个人而言，缺失文化主体性发展就会陷入迷茫。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关键是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激活’的实质，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一个民族，尤其是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文化主体性确立是必要的、必然的、必需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繁荣是真正的繁荣，文化强大是真正的强大，文化失落是真正的失落。比较而言，文化繁荣面向社会思想文化层面，文化强大关涉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文化失落则关乎文化主体性层面。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曾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强行拖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也不断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试图麻醉、打击和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救亡压倒启蒙”，中华文化主体性失落，文化自信遭受巨大的破坏，民族文化自卑逐渐成为近代国人的普遍心理。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人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屈辱中，深刻体察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其轨迹大体是从对“西器”的迷恋，到对“西制”的崇拜，再到对“西学”的肯定，最后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认同。“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表明，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中华传统文化”，均未能科学认识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未能解决文化主体性问题，更未能解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还是文化的选择和文明的选择。

“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沃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然而，由于时代变迁，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1世纪继续展现其独特魅力，就需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个结合’内在地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被主题化，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在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深化过程中，“第一个结合”主要表现在实际、实践、实效层面，而“第二个结合”的侧重点在精神、思想、理论、理念层面，“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拓展和延续，“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基础。这更加体现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更能彰显“两个结合”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过程。

现实地看，如果说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应加强物质建设，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应加强制度建设，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则应加强文化建设。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应着眼于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当今，人的发展面临两大负面影响，即“人的侏儒化”和“人的动物化”，前者从肉体上对人矮化，后者从精神上对人矮化，其结果是“人字愈写愈小”，人越来越平庸。此时更应重视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定要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创新创造，一定要警惕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其实，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一个能否和如何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和“双重标准”的问题。在强国时代，不宜过度强调“地域式的中国”或“经济中国”，而应更加注重“文化中国”和“思想中国”。

在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受重大挑战之际，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是“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律”，实际斗争中必须处理好“一般原则”与“具体实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中华民族改换了方向”，“中华文化改换了方向”。实践表明，正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彰显出中国人民强大的历史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的过程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为“两个结合”提供了可能。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经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奋斗、不懈奋斗下，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意味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意味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而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意味着中国以发展的事实宣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中赢得历史主动是实践发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重塑和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要增强道不变、志不改的战略定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掌握“历史主动”的新版，其核心是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有很深考虑的。这“三个务必”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变的是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不变的是一如从前的清醒和坚定。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与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全人类解放，民为邦本与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自然存在物，彼此是契合的。如果作为前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与作为现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合，重生为中华新文化；或者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内化为其中的文化基因，二者都将失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解释、引领和指导能力。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最初的“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新世纪、新时代展现其独特价值，就必然要求人们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始终根据新时代的新问题，挖掘出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新问题，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我们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以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为实践旨趣，推动民族性与时代性彼此契合、有机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两个结合”的典范和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前，习近平同志积累了丰富工作经历。他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例如，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重视文化保护传承，直接参与到厦门城市多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中，形成了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谐统一的理念、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建设辩证关系的深度认识，并开展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他重视文化传承，推动修复八卦楼，编制鼓浪屿保护规划，将鼓浪屿视为人类自然与文化景观和谐相融的中国典范，高屋建瓴地提出鼓浪屿“国之瑰宝”的国家遗产保护战略，将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及厦门城市文化景观保护直接写进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他十分重视地方志书与文脉传承的关系，深刻体现出其珍视优秀地方文化价值的思想。他还将具有浓厚厦门标识的“嘉庚精神”提升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来认识，并将之发展成为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祖国（祖籍）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素材。他认识到“文化建设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宣传功能”，支持拍摄了具有闽东特色的风光音乐电视片《山海的交响》，既把“闽东之光”传播出去，又提振了闽东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坚定文化自信有了新认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古街古城保护，对历史文化葆有深厚感情，提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20世纪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他一锤定音，叫停地产开发，推动三坊七巷古街区保护修缮。此外，他对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两次重要批示。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入了解浙江文化传统，规划实施良渚遗址保护、《宋画全集》编纂、龙泉青瓷博物馆建设等重大项目，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凝练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取得丰硕成果。可见，从思想溯源的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典范。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发展理念既是对百年来我们党发展经验的科学性总结，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还完善了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方式、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现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探索出来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使两种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样态相互成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密码”就在于“两个结合”。“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国际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日趋频繁，为了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国适应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自觉。过去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靠“两个结合”，今后我们党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包括继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还要进一步注重“两个结合”，向“根”和“本”的方向发展，即提升到哲学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新路径。就哲学研究而言，“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大地建立起来的。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中国大地上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的本土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既无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也难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在“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中华文化逐渐“丧失了新生命”，中华民族也面临着文化主体性丧失的“最大危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就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彻底唤醒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觉醒了的、具有极大历史主动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牢固建立。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但传统文化需要被激活，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释放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表达。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注入了动力。同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成功融入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在革命时期，这种文化形态突出地表现为“主要任务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文化；在建设和改革时期，这种文化形态突出地表现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这种文化形态就突出地表现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立足于当代中国、又扎根于历史中国，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注重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守正创新、推陈出新，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得以牢固建立。当前，我们要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破解西方“二元对立”“零和博弈”“冲击—回应”的叙事方式。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巩固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内在规律，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思考，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创造主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主体，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在不断坚持和推进“两个结合”中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综上所述，“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确定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定向”，讲出了老祖宗没讲的新话，解决了前人没解决的问题，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在原理锻造、理论打造、体系构造和话语叙事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以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创新引领力和理论阐释力擘画出崭新的“文化建设蓝图”。“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生搬硬套”、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其核心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衰败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具有原创性的表达，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对于我们“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