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舆论场呈现多层次、多极化的特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话语碰撞与认知分裂。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关注与质疑并存，如何在“中国特色”与“国际表达”之间找寻能达到最优效果的平衡通路与心理支撑成为重要议题。

中国特色话语与叙事体系旨在体现国家意志、文化自信与制度优势，而跨文化传播则要考虑全球受众的价值观差异、信息接收习惯与话语门槛。二者若割裂，则或陷入“自说自话”的无序阶段，若一味迎合，又易失根本。在“讲好中国故事”进程中，常见的困境是：过度强调政治性与庄重感，易使表达失去亲和力；或者过度西化，导致文化基因被稀释。平衡之道在于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采取科学、适度的文化适应策略。

（一）以文化自信为根基，塑造关键概念的中国定义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体现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价值底蕴与叙事逻辑的深刻认同。基于文化主体性的内容生产取材于厚重的历史积淀与实践经验，饱含真情实感的“说者诚意”，具有稳定性，有助于信任积累和巩固内容生产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近年来，一些西方政客与学者炮制一系列如“锐实力”“战狼外交”“数字威权主义”等污名化概念，打着“公义”的旗号，实则意在加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阻止异己话语体系的平等竞争。他们通过打造概念名词不断强化“敌我”话语框架，拆解对话基础，使得他国受众对中国模式的理性审视与接纳遭到持续抑制。因此，以文化自信为基础的自主阐释是推动中国话语模式获得国际平等理解的必由之路。首先，在面对充满敌对性的西方语义时，我们可以在“概念—案例—数据”的闭环中完成从被动辩解到主动定义的转向。以“数字威权主义”为例，辩驳该概念的关键在于用真实数据证伪指控，以同类比较揭露“双标”，并通过惠民实效展现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影响价值，最后将概念的论点落在“任何国家都在数字时代寻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这样理性、平和、回归于技术本身的共同认识上。在诠释当代中国的新概念时，则可以从历史阶段、核心论述以及对应价值要义等方面直观地呈现概念的增补与转化，展现古今、新旧之间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为建立跨文化交流中的信任感提供一个兼具深度与厚度的中国诠释。

（二）以符号适配为桥梁，实现文化价值内化

从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的角度来看，应将传播视作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意义构建，而其中的“双向”意在强调“编码”与“解码”的动态交互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认真细致地研究文本解读者的阅听心理，包括他们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审美心理等，才能更好地实现“编码”与“解码”的顺畅衔接，保证“编码”阶段部署的信息与价值被精准捕捉，最大程度降低偏差。

落实在实际操作环节，即将目标地区受众的“心智地图”进行拆解，可拆分为认知、情感、审美习惯等多个基本维度，了解他们接收信息时最习惯的逻辑路径、对不同情绪表达的接受度与偏好，以及对不同话题的关注度，将抽象的心理变成可视化的“语境标准”，进行符号的在地化转化。翻译作为“编码”的重要基础，可采取归化法与异化法并重的策略，既便于理解，又能激发受众对内容精髓的深度探寻，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以美版《甄嬛传》为例，考虑到受众对中国宫廷文化的了解程度，其中用Scarlet Red代替One Zhang of Red来表示“一丈红”这一刑罚，准确明晰；而面对精炼独到的成语时，则选择直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与总结智慧，简洁明了又耐人寻味（何冰：“从目的论角度分析美版《甄嬛传》的字幕翻译”，《英语广场》2025年第4期）。除了直观的文本，亦可采取将文化符号与交互机制深度融合的策略。以《黑神话：悟空》为例，中国文化中的“形”“气”等概念意蕴悠远，他国语境的受众难以完全领悟，而游戏将“七十二变”的神话设定巧妙融入技能体系，让玩家在闪避、施法、切换形态的操作中，真切地感受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东方智慧，完成对“无常”哲理的具象诠释，引导受众完成对中国文化深层价值的“解码”到“再编码”。

（三）以战略协同为抓手，整合多元主体建构话语合力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来看，民族文化若想在世界舆论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如智库、网红、企业）构建覆盖多语种、融合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网络是必行之策。而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集聚权威性与协调力。相比于“各自为战”的零散状态，在政府的统筹下，不同平台、文化团体、社会组织甚至具有突出性的个人，都可以在符合主流价值的叙事框架下开展多元尝试，在保证核心价值与基本立场不被稀释的同时，激发民间的创作活力。具体而言，在战略协调下，各个主体将在传播网络中相互补位进而达到各级声量在时间线上层层叠加的效果，最终汇聚为鲜明、通达、广远的“中国声音”。

值得思考的是，在此种模式下，他国公众依旧处于“接受者”地位，而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催生的“多对多”传播格局将他国公众也纳入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中，他们通过评论、转发、创作，在“熟人可信度”“去官方叙事”以及“参与式解码”的驱动下，成为形塑国家形象的新力量。以美国网红“甲亢哥”来华为例，其采用全程无剪辑的直播，展现了一系列如在少林寺学功夫疼到龇牙咧嘴、被重庆轻轨站惊掉下巴等反应，以真实的粗糙感消解“表演性”，而在高铁上进行稳定的直播与深夜街头与路人互动等细节，更是击碎了“缺乏自由”与“网络管制”等污名化命题。他国意见领袖的体验与分享，完成了从官方叙事到“人间烟火”的表达再造，为原始内容注入了文化理解的新层次。

（四）以深度共情为目标，打造长效话语机制

如何将本民族特色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这个命题的核心在于研究个人、群体或国家等任何一种由人构成的主体的“共情”心理机制。心理学中的镜像神经元理论指出，在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下，当看到他人的表情或反应时，会自动激活大脑中的相似区域，而这是一种天然的过程，通过观察这一动作与被观察者经历相同的神经生理反应，从而开启一种直接的体验式理解方式，省略了复杂的推理过程。共情的产生包含“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和“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三种成分或三个阶段（曾向红、陈科睿：“国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基础与机制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与传播的“情感—认知—行动”过程相对应，可采用共情产生的三段式框架探寻跨文化传播的长效机制。

情绪感染阶段，关键在于激发他国受众的情绪共鸣，在内容的选择方面，应选取具备跨越文化壁垒的“情感共通点”作为切入点，如用儿童纯真的视角与未经过多修饰的语言讲述乡村教育的变化。此阶段的要义并非信息量的输入，而在于按下“情感按钮”，为后续深层价值观的传递打下基础。观点采择阶段，应抓住情绪的余温，带领受众进入中国特色文化的内部，达到认知层面的理解与支持。可组织跨国专家、学者与本土文化爱好者共同梳理概念背后的故事脉络，多元视角并置，帮助受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找到参照系，降低理解负担。文化细节的补充，也使抽象的概念变为可触可感的日常，达到让受众理性接纳的目的。共情关注阶段对应着传播过程中的“行动”节点，在理解与感受文化内涵后，产生关心与自发行动的意愿，这样就意味着需要线上与线下双管齐下培养受众的兴趣与习惯。如定期开展茶艺展演与非遗手作体验，借国内品牌出海弘扬相关历史文化等，使传播不再是一次性的“展示”，而是持续点燃情绪、深化理解、凝聚关怀的长效生态。

（一）搭建理解通道，逆向映射中国理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知识体系中隐含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即知识生产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且会受权力关系影响。中国的特色文化或概念如果直接输出，将会被放在“非西方”的大类中，处于边缘位置，而突破此种局面，则需要通过在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语境中找到落脚点，与“中心—边缘”结构对冲。

在心理学中，人们会习惯性地基于既有的认知框架来理解新信息，当一个新概念出现时，若与原有框架差距过大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认知阻力，降低对信息的接受度，而“逆向映射”则是一种灵巧的“过渡”路径，通过寻找目标受众熟悉的概念模型作为抛出的“锚”，以此降低认知负荷。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寻找目标国家或地区中与所要表达的中国概念相近或可对标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地导入概念的优势与独特内涵。以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 《中国的民主》（英文译为：《China: Democracy That Works》）为例，作为专门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话语文件，其中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的“一人一票”民主程序的不同，并指出应以最终成效来衡量民主形式的优劣，展现了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在对外宣介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在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对话会中援引林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经典表述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互照应，通过调动西方政治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语言资源，搭建起跨文化理解的桥梁。“逆向映射”的策略在语言层面降低了陌生感，使中国概念不再是遥远陌生的政治术语，同时，在情感层面唤起熟悉的认同感，破解了被动理解的局面。

（二）深度嵌入情境，打造沉浸式叙事结构

自古以来，文化价值传递的主要方式多为直接展示或讲述，但在面对不同语种与语境的客体时，无疑会产生更明显的“文化折扣”。换言之，文化符号若脱离相应的文化场景，便如虚空中漂浮的“标签”一般，让他国受众摸不着头脑。比如，仅仅只是弹奏古琴，演奏后或许只能剩下音律之美，而若把演奏者与观看者一同置于高山流水之间，琴声、茶香皆袅绕，便可使其领会“雅集”“禅意”之趣。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作品突破传统舞台的时空限制，将虚实交互、全息投影等技术融入创作（黄楚新、邓钰琦：“传播仪式观视域下‘一带一路’题材电视节目的创新路径—以文化类节目《美美与共》为例”，《现代视听》2023年第10期），“沉浸式传播”成为突破传统媒介界面与时空束缚的新形式。但“沉浸”并不仅仅是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所带来的真实感，还有各种媒介信息空间对文化的隐喻（方楠：“VR视频‘沉浸式传播’的视觉体验与文化隐喻”，《传媒》2016年第10期）。也就是说，单独来看，技术所铺陈的真实画面只是构建了一个体验入口，用于创造物理意义上的真实感，而能带来沉浸高峰体验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符号、叙事和交互设计，激活用户的文化联想与心理认同。以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为例，整个馆体如竹简般展开，馆体制造大量采用竹材与轻量化竹质复合板，建筑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的第一重隐喻。同时，场馆中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交互装置等技术手段配合自然曲线展示台，打造参观者于忽明忽暗的自然景色中漫步的美好场景，完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连贯性隐喻，在真实、鲜活的场景营造与互动叙事中，激活了观众对于“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中国理念的情感认同。

（三）完善前置解码，减少文化误读

误读（Misunderstand），这里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张威：“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误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源于语境与价值观的不同而下意识产生的误读；另一种，则是受意识形态与政治影响，在牢固的成见下进行的有意识误读。有意识的误读往往带有明显的偏见，与其说其源自信息本身的歧义，毋宁说这是一种在既定认知框架下的有意重构与系统性过滤。基于此，有意识的误读并非单靠信息对话或技术手段就能消解，因此本文意在为下意识的误读寻找化解之法。下意识的误读多源于背景知识与解码路径不匹配，并非出于固化的深层恶意，可以尝试通过“前置解码”，填补断裂的认知。

首先，在创制作品之前，可以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公民进行小范围的访谈与相关资料的收集，了解其对相关主题的既有认知和兴趣点，在此基础上针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关键词（如“一带一路”“人民民主专政”“双碳”），在进行基本的字面解释后，还应将历史背景、发展历程、运作模式以及关键发展节点嵌入作品中。其次，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通过先展现误读，再回应、拆解具体内容进行纠偏，提升针对性。在解释概念时，可采用人物故事带出关键词，展现这一中国理念或举措带来的落地福音。总的来说，“前置解码”策略，并非对误解进行机械性澄清和修正，而是旨在实现不同认知框架间更具同理心与策略性的衔接。

（四）锚定情感场景，构建“仪式共融”时刻

在文化交流中，仪式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集体经验与价值认同的载体。根据特纳提出的三阶段理论，仪式包含离界（Separation）、阈限（Liminality）、返界（Reaggregation）三个阶段。在阈限阶段，参与者处于“脱离日常身份”与“未确定新身份”的中间地带，社会固有的规范与角色界限被暂时中止，所有参与者都处于“悬置”状态，个体得以摆脱日常的行为框架与身份期待，放下成见进行更自由的尝试与思考。此时，恰好为文化符号注入新生命、实现发散解读与深层共鸣提供“理想土壤”。

因此，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不妨将目光投射至他国的节日或庆典上，借助仪式自带的情感张力，使符号不再囿于局外展示，而是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以2024年柏林文化狂欢节为例，近百名汉服爱好者身着汉服以方阵形式首次亮相狂欢节，除了规定的游行，还为围观的外国群众分发汉文化艺术宣传册并讲解传统汉文化知识，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聚。而此时，短暂地戴上头饰、舞动身姿，抑或拍下一张照片，都能在观众心中种下一个“我与这段文化发生了联系”的记忆点，这种微型连接往往比宏大叙事更具情感黏性。同时，在此场景下，中国的价值符号不再是刻板的“展示项”，而是多义的、开放的、可被现场观众重新诠释的符号。汉服不仅是“古代传统”，还可以是“当代青年对文化身份的探索”，而舞龙也并非限定于“庆新春”，还能为异国街头注入能量。此时，共融的情感记忆将以某种痕迹留存于他国受众心中，成为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的真正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