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政 张杨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两个结合”作出了深刻论述：“‘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连续使用了比喻方法，以此来阐释“结合”这一核心概念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如何理解“两个结合”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在对“两个结合”的理解中，习近平形象地使用了比喻的形式，这就是把“两个结合”比喻为“化学反应”，从而生动地阐释了“两个结合”的真实内涵。那么，把“两个结合”理解为一种“化学反应”包含怎样的思想喻义？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喻义，是破解“两个结合”核心要义的钥匙。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所贯穿的根本性方法论内涵，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经典论断。这是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来的“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根本的方法论。“两个结合”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过去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形成密码的高度自觉，更是对未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方法论指导。

1.“两个结合”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生命活动中，就不断地在处理着“结合”的问题。比如，把儒家思想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结合”，把道家思想文化与佛教文化“结合”，把儒家思想文化与道家思想文化“结合”，以及三者的“结合”，这便是通常概括的“儒释道融合”问题。这种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及“轴心时代”自我生成的文化要素，逐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同时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强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本身也是“结合”，这里的“结合”同样也是作为“化学反应”的生命活动而存在的。“包容”的结果就是，使外来的文化“本土化”，从而才能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实现真正的融合。这里的“包容”“融合”“本土化”等过程，本质上也是作为“化学反应”的“结合”过程。因此，中华民族在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方面，有着“结合”的宝贵经验，可见，“结合”可以上升为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生命活动的具有根本性质的方法论。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始终在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路线，而导致这些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结合”内容，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习近平概括的“两个结合”。一方面，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中华民族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就必须通过艰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此前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体系中生生不息，而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我们的奋斗抗争、艰辛探索，以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动的客观事实。

2.“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命活动

在“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此，“两个结合”的化学反应也就是如何处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但“两个结合”的主旋律是同样的，这就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唯物史观意义上，“两个结合”作为“化学反应”，隐含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互动而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两个结合”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不断探索，克服很多困难和阻力才实现的。这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集中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动，亦即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命活动。在思想理论层面，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连续性。其中，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实践层面看，在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先后进行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构成的一系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命活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活动历程，可以看到：一路创新创造，一路“化学反应”，一路“两个结合”。无论是解决“站起来”的问题，还是解决“富起来”的问题，以及解决“强起来”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命活动，而每一次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两个结合”比喻为“化学反应”，其核心喻义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命活动。

3.“两个结合”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原理

可以说，“化学反应”存在于一切生命体的生命活动中。对自然生命体来说，“化学反应”表现为生命有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比如，人对食物的消化过程就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通过化学反应，才实现了自然生物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不断促进生命体的生长。用自然生命体的“化学反应”类比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把这一“化学反应”也视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原理，其道理是相通的。具体来说，这一“化学反应”在文化生命体的意义上表现为“两个结合”的生命活动，它与自然生命体的“化学反应”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化学反应”在自然生命体中的活动结果是产生“新细胞”，那么，“化学反应”在文化生命体中的活动结果就是生成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

基于“两个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是生命活动，而非简单的机械活动和物理活动。学术界经常使用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等概念。所以把这些事物都称为“生命力”，乃是因为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生命活动，并且都是在蓬勃发展的，因而都统一构成了“文化生命体”。而生命活动的本质性规定就是“生”。这种“生”的过程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需要在现有的和既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由能够从事创新创造的历史主体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文化生命体从事精神生产并以此为指导进行物质生产的活动。

无论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上来说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生命活动”，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新的文化创造，即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正是在追求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艰苦卓绝的生命活动当中，才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贯穿于中华民族生命活动始终的文化关系就是“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际（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高度理论自觉。“两个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处理三者之间关系问题的根本方法论。习近平明确将其定位为“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生命活动过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化学反应”的喻义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着“两个结合”的生命活动。正是基于“两个结合”的生命活动，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作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活动，其本质是创新创造。“化学反应”这一比喻重在强调“两个结合”是创新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文化要素进行外在“拼盘”的物理活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结合”的关系问题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做到真正的结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为什么是非常困难，甚至是来之不易的呢？原因就在于，这种“结合”需要人的创造力，归根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此，强调“两个结合”是“化学反应”，这意味着“结合”并非容易之事，“结合”不是外在的形式，“结合”是通过创新和创造而成就新文化的生命活动。

1.“化学反应”的喻义表明“两个结合”要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

“结合”是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生命活动，因而首先需要确立文化主体性。如果不能成为“文化主体”，就无法实现创新创造，就会被动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拿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拿来”，对其加以简单地“拼盘”而不是对其展开“化学反应”。能否发生化学反应，取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如果离开对两者的创新和创造，是无法实现真正结合的。因此，“化学反应”意味着，只有作为能够从事创新创造的文化主体，才能够实现“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十分广泛，比如，能够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坚定的自信；比如，能够抵制外来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或者标识性的内涵在于，能够独立自主地创造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化学反应”就是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自己的概念系统、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理论体系、自己的制度设计、自己的文化价值。因此，“两个结合”作为一种“化学反应”，是建立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或者说，能否实现“化学反应”是文化主体性的标识性内涵。

“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五四运动”前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考验，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列强入侵后，如何完成民族命运的自我拯救而进行的关键性的、生死存亡意义上的生命活动。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难以激发出现代力量；如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就不能在西方列强的剥削压迫中拯救自己民族的命运。

2.“化学反应”的喻义表明“第一个结合”本质上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创造活动

“理论”具有“一般性”，而“实际”具有“特殊性”。“理论”和“实际”的互动关系中，并不意味着“理论”与“实际”总是符合的，往往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的右倾投降主义，就是抽象地坚持理论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实际的“特殊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理论脱离实际”。所谓“理论脱离实际”，是指理论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而无法与实际的“特殊性”相符合。因此，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重要的问题在于：用何种理论指导现实？是用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现实，还是用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现实？因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不会简单地和具有“特殊性”的实际“自动地”结合在一起，而是需要人通过创新和创造的生命活动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所在。所谓“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没有真正做到“两个结合”。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两个结合”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到用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实际。这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被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通过革命、建设、改革等生命活动实现“两个结合”。这一生命活动的过程便是“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从而实现“理论”和“实际”两者的共生关系。总而言之，“理论”与“实际”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化学反应”而展开的生命活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理论要面对具体实际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而这一具体实际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当“理论”面向“现实”的时候，这也正是理论创新创造的开始。思想理论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实际；反过来，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又离不开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所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化学反应”的过程，而不是用抽象的理论一般，外在地“裁剪”现成的具体实际，也不是把现成的思想理论，“套用”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具体实际当中。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挥其历史主动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活动。

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事业，因而需要在思想理论上首先做出探索，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充分证明了“两个结合”的创新创造本性。“两个结合”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拼盘式地结合，也不是简单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机械地加以比较。所以强调“化学反应”，本质上是需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把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智慧，而这无疑需要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创造。

3.“化学反应”的喻义表明“第二个结合”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命活动

“化学反应”喻义表明，“第二个结合”的本质是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化学反应”同样需要生成新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装”，也不是“改版”，而是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魂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进行现代激活，从而生成新文化。在“转化”和“发展”中强调的是创造性和创新性，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质上就是“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就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的“创造性转化”无疑是把传统文化“发展”为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化。但是，这一“发展”无疑要借助于其他文化要素来完成。其一，由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激活。由于遇到新的现实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的现实问题，因而必须要形成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文化。因而，“化学反应”是借助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后便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及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其二，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成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作为“化学反应”，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命原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某些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论断加以直接“比较”。诚然，把两者之间相互“契合”的基本观点立场加以比较，从中分析其中的共性这一做法是必要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通过比较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是绝对必要的。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比较”绝不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最终目的。与此不同，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相同的文化主张、价值观念，创造性地提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而生成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新文化的过程，这才真正进入了“化学反应”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本身就构成了“两个结合”的实践典范。习近平经常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经典论断、观点和典故，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单纯的“引用”，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具体实际”的语境中，赋予了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论断、观点和典故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理论内涵。与此同时，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被创造性地赋予了“中国特色”。

“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的本质区别是：是否有新物质生成。如果没有新物质生成，就是物理反应。比如，“水”变成“冰”就是物理反应。而“化学反应”的本质规定就是有新物质生成。为什么要强调性地指出，“两个结合”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这一喻义在根本上旨在强调：“结合”的结果一定是有“新文化”的生成；反过来，如果不能生成新文化，就不是真正的结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正是因为“两个结合”才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

1.“化学反应”的喻义表明“两个结合”生成了中国自主理论体系

“文化主体性”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能否自己创造和创新自己的思想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主张。“两个结合”是一个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创造过程，具体表现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里强调的是，“结合”作为一种“化学反应”需要在创新创造中实现，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创新创造的过程。“结合”这一概念容易引起的一个歧义在于，似乎是把两个或几个“现成”存在的东西，通过人为的努力把两者“拼凑”在一起就是“结合”。然而，这样的理解是把“结合”理解为一种“外在相加”或“机械相加”的活动。这无疑违背了“结合”作为“化学反应”的本意。毋宁说，“结合”并非一个停留在对“现成”思想理论或具体实际的外在相加过程，而是在创新创造中完成的“结合”，或者说“结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创新创造的过程。

首先，“两个结合”生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自觉地提出了“结合”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命题的正确及其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方法论障碍和阻力问题，就包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等等。贯穿这些问题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具有自己独特国情的近代中国，应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应用到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当中。

其次，“两个结合”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观点、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命题，等等，都是在“两个结合”中所生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最后，“两个结合”生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典范，是在“两个结合”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这一理论成果又进一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新发展。在“两个结合”中生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新理念。比如，生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理论成果，生成了“新质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新的文化生命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

2.“化学反应”表明“两个结合”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注意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样，中国古代的“刻舟求剑”寓言也表达了教条主义的喻义。理论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的逻辑体系，而“具体实际”则是以感性形式存在的客观事物。理论具有“一般性”，而“具体实际”则具有“特殊性”。因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本质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而“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生成过程，而不是外在的拼盘。当时间地点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理论也就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地具体化和时代化。

“生成”是原有文化元素之间的相互成就，其结果是生成新的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中，每一种文化元素借助于对方的文化元素而得到新的生命力。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新文化表现形式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但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于：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所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对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改造实现的。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便是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结合实际强调，新时代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体国情。

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对的“具体实际”。而如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史观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指出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就必须结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遵从于特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体实际。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既要坚持公有制这一根本的经济制度，又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在坚持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生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既包含着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一根本性质，同时又包含着由特定的“中国具体实际”这一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维度。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两个结合”而生成的新结果，就既是服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又是服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内涵的。

3.“化学反应”的喻义表明“两个结合”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一论断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乃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需要分析“中国特色”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化学反应”的生成结果。

生命体所以为“生命体”，包含着统一性基础上的发展和变化。比如，从发展的角度看，通常把一个人的不同成长阶段区分为青年时期、成年时期和老年时期，这三个时期成长的内容是不同的，各个人生阶段有各自的核心存在方式和生命内容。比如，青年时期以学业习得为主要生命内容；成年时期以从事工作事业、家国事业等为主要生命内容；而老年时期则以发挥余热、安度晚年为主要生命内容。但是，不论是哪个时期，都是“同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同的经历，因此，生命活动是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差异性展开。同样道理，一个民族作为文化生命体，也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完成不同的历史主题。比如，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其历史文化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生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便获得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文化任务。而其中，总是在该文化生命体的“化学反应”中实现它的文化生命体的自我创新和发展的。“化学反应”就是在同一性的生命活动当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任务，与此相应，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文化。

在遭遇西方资本殖民入侵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被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帮助中华民族走上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被赋予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具体地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在西欧诞生，国际工人运动最初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巴黎公社尽管失败了，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典型存在方式的探索，这是由西欧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一度获得成功和极大繁荣，其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由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同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在中国则被赋予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特色，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按照唯物史观原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不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般原则，而是包含具体特定的文化内容的社会主义。其体现的一个内容就是“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比如，马克思所倡导的真正的共同体，在中国是以“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大一统”并非西方对中国抹黑的所谓的“专制”，而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观念，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而生成的新的民主制度，这便是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提出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中，“大一统”的家国情怀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的群众史观。

综上所述，习近平把“两个结合”比喻为“化学反应”，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喻义。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唯有仔细研究这一比喻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两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而唯有把握了“两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才能更好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而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