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学术名家指导作用和影响力，借助外智外脑助力贵州文化高质量发展，营造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实施的良好氛围，我省将常态化举办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系列讲座。

讲座将按照“突出权威、务求质量、体现特色、注重影响”的原则，结合实际邀请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知名专家开讲，进一步以全球视野、全国站位审视贵州文化，推动贵州特色文化挖掘整理、传承创新、研究推广，厚植“四大文化工程”思想深度、学理厚度、文化温度，进一步提升干部群众文化修养，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讲座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视每期具体内容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或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

近日，第二期名家讲座在贵阳孔学堂开讲。多彩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为现场400余名听众带来一场横跨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度文化对话。本报特将讲座内容进行摘录发表，以飨读者。

杨圣敏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专家组成员，多彩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自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充分自信，就可能会盲目地受其他文化的煽动。如何认识、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想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道路的对比来谈一谈。

在世界的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独树一帜，且中国是唯一将自身的传统文化、基本疆域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的统一大国，我们为此无比自豪。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世界上独此一家，自有其必然的原因和深厚的基础，我自己总结有五个方面。

独特的地理环境。从地理环境看，中西不同的环境特点导致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点。这些最初的文化特点，对各自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产生了千年的深刻影响。从西方文明的源头来看，欧洲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方是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古希腊半岛地形破碎，物产也很单一，面积13万平方公里，多个很小的地方政权，难以形成统一的王国，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虽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帝国，但因为帝国内的各个地方和民族缺乏经济、文化和历史的联系，没有足够的内聚力，对依靠武力和行政力量征服的地方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没能维持统一，导致欧洲大陆分裂成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碎片，此后再没有统一。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地域辽阔，在东亚这个地方，古代时中华民族活动的地域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很早就在中原形成了富饶进步的核心地区。历史上即使有再大的动荡、灾难，这个地方能撑得住，文化在这里能保存下来，不会消亡。中央王朝一旦崩溃了，国家一时分裂了，靠这个地方的力量能够很快再兴起，再实现大统一。几千年来，中国中原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发展的方向都指向中原。中国这种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既阻隔了与区域外的交通，又保证了区域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是几千年来多民族持续内聚的重要地理原因。

统一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上有很多疆域广大的帝国都崩溃了，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为什么？斯大林说“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只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古代中国与这些帝国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古代中国是一个地理、文化和经济系统，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就存在着密切而互相依存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可追溯至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中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周边地区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更依赖中原的产品并受其丰富文化吸引，向中原发展是千年大趋势，这既是几千年来周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经济生活融为一体、凝聚力强的基础。

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制度，即中央集权；二是羁縻（土司）制度，这也是中国能够长期维持统一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制度。与中央集权制不同，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分封制类似，它在征服的地方建立了很多行省，通过派驻总督的方式对行省进行控制，总督的职权主要是收税，地方行省内部的事务是完全或者部分由当地的旧贵族自治的，因此帝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比较薄弱，无法维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国家的长期统一。中国历代在边疆地区的政策，与罗马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在其行省中推行的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历代王朝在边疆土司地区不收税，不进行经济剥削，仅重视政治上的控制，这一点区别十分重要。这个特点也是中国与欧洲历史传统的又一个明显差别。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承认和包容差异，并制定相应的制度，没有刻意的经济剥削，才可能维持各民族的统一。

影响深远的传统哲学观念。中国与欧洲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不同政策、国祚长短以及后来取得的不同成就，既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使然，也受到不同思想传统的影响，即与自古以来双方在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有关。古希腊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欧洲人，他们持二元论，天人两分，人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是分隔、对立的，客观事物是固定不变的，在主客二元中是客观决定论。西方是线性思维，讲究形式逻辑，认为世界的事务是分隔的、独立的，都是有头有尾，有开始有结果的，主张有绝对真理，认为黑白、正反是绝对的，不会变。中国传统哲学在主客关系上持整体论，主张主客一体、天人合一，世界是联系的、一体的，是互相影响的。中国人主张循环论，认为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循环的，认为物极必反，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衡。这个和谐就是“中庸”，承认矛盾和差异，不追求差异的统一，要在差异中求共处、求统一、求和谐，没有差异就会走向消亡，这就是辩证逻辑。“和为贵”的思想传统，是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和多元一体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

民族政策与建国道路。中西古代的历史传统不同，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欧洲是用民族主义为旗帜，用建设民族国家的口号来进行这场革命的。各国政府在国际上以民族中心主义为旗号竞争势力范围，主张森林法则、零和博弈和弱肉强食，在国内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造成欧洲鲜明的多元多中心。中国一直是多元一体，强调“夷夏一体”，认为统一并不是消灭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而是主张“夏中有夷，夷中有夏”，主张四海一家。各民族都主张统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各族始终统一于一个国家中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夷夏一体”的思想和相应的施政措施，中国就不可能几千年维持如此大的疆域和多民族统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建设现代的、民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任务。中国在国内致力于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共同团结进步；在国际上与各国各民族共容共存，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即中国的道路和主张，是不同的历史和国情，导致中国必然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今天两条不同的道路，哪个更有生命力，更适合人类多元的社会，事实的对比，将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答案。

当我们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同西方进行对比，而不是仅仅看18世纪以来的300年，就会发现，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传统、优秀文化值得继承发扬，这些传统有益于我们的不断进步，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必然会提高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龚德全（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办主任，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圣敏教授以其深厚的民族学与历史学造诣，剖析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独特发展路径；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非外力主导，而是数千年各民族在大一统历史进程中互动交融、休戚与共所形成的内生性统一力量；阐释了“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绝非一句口号，而是植根于数千年独特文明积淀的必然选择。

杨教授的灼见，为我们理解贵州这片土地何以能成为“文化千岛”而又始终是中国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镜鉴。贵州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繁衍生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家园，堪称“中华文化的百花园”。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与丰富的民族文化，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一体包含多元，多元凝聚一体”的深刻内涵。历史上中央王朝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与各民族“和而不同”、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共同塑造了贵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格局，这正是对杨教授所阐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规律的有力佐证。因此，贵州高瞻远瞩，推动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其战略深意，正是要系统性地解码并激活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体多元”的独特文化基因。

当下，我们不仅要保护和展示，更要阐释、对话并激活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贵州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弘扬，不应止步于静态的历史考据，更应深入其数百年乃至千载的变迁历程，发掘其中能与当下对话、为未来赋能的鲜活智慧与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