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关键词，“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关键词。“中国化”的提出及其与“具体化”的关联，从“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话语叙事和发展演进，是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

（一）“在中国”与“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极具原创性、自主性、主体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的主线，高度体现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信、历史主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辛的实践探索和艰难的理论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的奴隶”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理论上的搬运工”到“体系化学理化”，从“学徒状态”到“原创性贡献、原理性成果”，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

（二）“中国化”与“具体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因篇幅所限，其中的一部分（第七章）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我们说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一部分提出的。可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而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里竟然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几个字。这是为什么？其实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那段讲话，最初的原本的表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张申府先生1939年2月20日撰写的《论中国化》转述的毛泽东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在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提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和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提法改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动，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

在苏联人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具有强烈本土化和民族性色彩，似有另设分店甚至分庭抗礼之嫌。为了减少苏联人的担心，就只好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而不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来看，“具体化”和“中国化”当然有内在联系，但是差别也比较明显。“具体化”主要体现的是一个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具体运用，而“中国化”则更多的体现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凸显自主性、原创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前者苏联人相对放心，后者令其担心。特别是1948年6月28日，苏联发布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同年7月10日发表了一个赞同苏联决议的决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后来中共更常用的表述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都做了修改，或者删去。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才又广泛使用，并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

在原初提法是“中国化”还是“具体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臆测或“猜想”，并不是先有“具体化”后有“中国化”，更不是毛泽东只提到了“具体化”而没有提出“中国化”。恰恰相反，毛泽东最初的提法就是“中国化”，因某种外部因素而改为了“具体化”。对于这样一个重大核心概念的解读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有半点“走样”和“误读”。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具体化”没有价值，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强调中国的“具体特点”“具体实践”“具体实际”，“具体化”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化”不能没有“具体化”，“具体化”推动实现“中国化”。

（三）“结合”的本源思考和话语叙事

1.关于“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和关键词是什么？答案就是两个字：“结合”。“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思考，“相结合”是基于中国化的“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这是一个整数年。前一个整数年是建党10年的1931年，建党日时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大“围剿”，没有条件纪念党的10周年。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开宗明义这样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的第一段话是这样概括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思考和核心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根本路径和基本方法。

2.关于“第二次结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少走苏联的弯路，这些新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敏锐地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以苏为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述，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两类矛盾的阐释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成果。

3.关于“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2021年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首创性提出“两个结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刻阐释“两个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进一步展开论述“两个结合”。从正式提出到体系化建构、学理化探究，关于“两个结合”的认知和话语叙事不断深化拓展，发展演进。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是原创性的。“两个结合”是根本途径、必由之路、最大法宝和规律性认识。如此多视角、全方位的阐释和定位，可以说在阐释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中是空前的。“两个结合”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最重要的核心关键词，既是主体内容，也是基本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也是“两个结合”的典范。

关于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个结合”的侧重点不同，从聚焦问题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内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结合融通。从核心关键词看，前者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后者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从主要指向看，前者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后者主要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两个结合”相互联系，是一个整体。共同的目标指向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践之“的”，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

4.关于“第二个结合”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也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和旗帜，中华文化是根基和血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如果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第二个结合”内在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在守正创新中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和生命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和相互贯通，“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塑造和进一步巩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文化繁荣昌盛和精神独立自主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和关键支点。

综上所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结合”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结合”来看，后者是“第二次结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来看，后一句话相对于前一句话是“第二个结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的话语叙事和历史逻辑，鲜明体现和充分彰显“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第一次结合”到“第二次结合”的“相结合”，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两个结合”，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文化使命的自觉性自主性不断提升。

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将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并举，魂脉和根脉并连。“第二个结合”的本质是思想的魂脉与文化的根脉相融相通。高扬文化主体性是“第二个结合”的内核，“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意义是巩固文化主体性。

今天我们讲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注重历史视角、历史维度、历史视野，把握其历史逻辑。要从近代以来文化主体性的境遇来理解“根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受到极大影响和摧残，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有严重内伤。为何“文明蒙尘”，说到底还是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缺失。情况有多严重，我们来看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一百多年前的世纪之交，西学东渐，欧风美雨，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的前景如何，出路何在？梁先生用一棵大树来比喻中国文化，用“老根”和“新芽”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前景，因此也被学界称为“老根新芽说”。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文化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外面有许多力量来摧毁他，因而这棵大树便就焦枯了。先是从叶梢上慢慢地焦枯下来，而枝条、而主干，终而至于树根，现在这树根也将要朽烂了！那就糟了！就完了！就不能发芽生长了！所以现在趁着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办法从根上救活它，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长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出一棵大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是和这棵树发芽生长的情形一样的。”在梁先生看来，没有老根，新芽无法生长；没有新芽，老根就没有生机，不可能枝繁叶茂。因此老根和新芽不可分，根基和生机不能分。梁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对于我们理解“根脉”，坚守好传承好中华文化“根脉”，颇有助益。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例，这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发表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延安不仅成立了文化协会，而且创办了《中国文化》，凸显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中首发在《中国文化》创刊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天后在延安《解放》杂志刊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深刻阐释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令人称道的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民族的”是摆在首位的，蕴含和体现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华文化，从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排在第二位的“科学的”，其意涵即“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而第三位“大众的”，按照毛泽东的表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里“民主的”其意涵就是“五四”时期的“德先生”。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赛先生”“德先生”是至高无上的，而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时则将“民族的”摆在最前面，体现了强烈的本土化、主体性和中国立场。我们说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提出了“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那么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时强调“民族的”，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

需要说明和进一步探讨的是，毛泽东讲的“民族的”主要是“民族的形式”。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关于“民族的形式”，延安的《中国文化》有热烈讨论，有人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科学的民主的。这样一种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民族的形式”呢？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民族的形式”，对于传承中华文化，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虽然“民族的形式”也会包含“民族的内容”，但是重点在前者，而不是后者。“民族的形式”固然重要，但是“民族的内容”也重要，甚至更重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仅需要“民族的形式”，也需要“民族的内容”，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民族性不仅要体现在形式中，也要体现在内容中。只有既体现“形式”又体现“内容”的民族性才是有生命力的，只有既体现“民族的形式”又体现“民族的内容”的新文化才是有影响力的。

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我们党的文化旗帜，有力巩固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里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这一贯通古今的链条，这就不仅仅是形式，更是内容，而且是具有根源性、根本性的内容，是根源、根基、根本、根脉；也不仅仅是资源和遗产，而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精神之基和力量之源。“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生命力创造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获得强有力确立和巩固，这是从民族危机到民族复兴、文化危机到文化复兴的重塑重构，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一百多年一直纠结和困扰的“古今中西之争”，说到底是文化主体性之争。“第二个结合”使我们从现代化西方模式唯一论、西方单一文明优越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不具有现代性且妨碍现代化的“旧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最具根本性基石性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生活实践和历史经验中创造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的综合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以哲学为灵魂的文化探究，是以哲学思维对文化发展历程、发展样态、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主体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主体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把握客体的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人的文化活动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的集中表达，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力量。文化主体性包括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主性、文化创新性、文化生命性等，是推进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活力之源。

文化主体性关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和底色，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特征和鲜明标识。没有文化主体性就在文化意义上迷失了自我，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失去了文化主体性，没有了自主立场，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随波逐流，就会成为“文化的流浪者”，无所依托。文化认同和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根基，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思想前提和精神基础。我们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并不是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维系原状延续至今的，而是说中华文明的“本源”价值，总是能在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来。这就是中华文明这棵大树的“根”，有了根，才会有新芽、新枝、新叶，才能根深叶茂，成为参天大树。这“老根”“根脉”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和坚挺的文化主体性。“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有了这“老根”“根脉”，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概而言之，老根新芽，旧邦新命，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一以贯之的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新征程文化主体性的清醒认知和有力巩固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六·二讲话”）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六·二讲话”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代表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整体性系统性阐释、体系化学理化建构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形成的重要标志。“六·二讲话”直面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焦点问题、前沿问题，给予明确回答，破解了重大理论难题，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推进了重大理论创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四个月之后，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即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文化思想是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之后的第六个。如何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特征？既要从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视角来认识，又要从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既要论述文化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这些共同特征，更要阐释文化思想独特的、独有的、独具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特征体现为：

第一，更具有基础性。强军、经济、生态、外交、法治指向具体，是一个特定的领域。文化也是一个领域，但涉及面广，具有基础性。这种基础性，从具体性来看哪一个领域、单位、部门，都不能没有文化的引领，不能没有文化的支撑，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从总体性来看文化思想是“文化”，又超越了文化，是整体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

第二，同时具有贯通性。文化的特点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渗透贯通于各领域、各方面。文化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属于文化篇，又是贯通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我们应当以这样的视野来把握文化思想的重要特征及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特别具有学理性。文化思想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和概念，比如：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等等，学理性极强。贯通古今，汇通中外，融通文史哲。

第四，注重文化创造和文明更新统一性。文化思想强调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体现了“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深刻蕴含了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的统一、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统一、文化自信和文明互鉴的统一。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更为凸显。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力量，从内涵上看具有重要性，从时间上看具有紧迫性。如何推动文化繁荣，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文明素养亟待提升。如何建设文化强国，话语领域卡嗓子的问题亟待解决，突破西方话语霸权、话语垄断亟待破局。如此，才能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书写中国文化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创新，既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成果，又有文化工作的实践路径和整体布局；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主体性，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关键在于“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在中国文化建设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本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