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军 周炜杰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以来，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发展轨迹，更为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能否准确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与论断，挖掘其蕴含的思想解放意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与理论支撑，已成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要课题。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和关键一招

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定位，既关乎理论认知，更影响实践方向。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作出概括：“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21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改革开放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更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向与原则遵循。

（一）“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这一历史定位不仅彰显了我们党把握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智慧，同时也兼具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54改革开放正是我们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立足国情与时代特征作出的重大实践决策，体现了历史客观性与主动性的辩证统一。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回答无疑占据了重要的篇幅。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3]395。社会主义的建设也不能脱离客观经济实际，而是必须从当前的具体生产关系中去寻找答案。早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已经意识到“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510。这一认识不仅拉开了苏联新经济政策改革的序幕，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理论认知，试图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直通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可否认，这一体制在建国初期对于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逐渐暴露出弊端，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市场机制的作用被严重抑制，导致经济体制僵化，发展活力与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邓小平同志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刻认识到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完全、不完备的初级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5]252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完全消除商品经济，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国情，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15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稳步增长至如今的2.6万元。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更加合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1]15。这一系列辉煌成就无不说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8]9。

（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坚持改革开放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历史逻辑与内在关联。道路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旗帜鲜明与否，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习近平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14这一道路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改革开放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一直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都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不乏有一些人试图以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中国就要变成资本主义道路了，中国就要放弃社会主义等言论来曲解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实质。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这段话不仅清晰地指明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质，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一条符合我国发展的独特道路，更强调了这条道路绝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鲜明底色，更是其根本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9]16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10]1751。“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9]17实践证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建设的完善，都根植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彰显出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根本路径的时代价值。

（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抉择，既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路径。两个“关键一招”的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这一伟大决策的重要意义。

“关键一招”连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回顾过往，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与僵化混乱的思想领域，邓小平同志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历史清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强音。他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150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这一论断以振聋发聩的警示，揭示了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必然性与实践主动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具象化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理论注脚。

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复杂形势，改革开放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被赋予了更大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扩大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要求。2024年7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2]。这些重大决策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不仅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实践，更为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提供了关键理论指点。

二、何以界定为伟大：伟大觉醒、伟大革命和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8，“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1]8，“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1]14。习近平对于改革开放伟大觉醒、伟大革命和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论断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三重维度形成了对改革开放本质特征的回答。“三个伟大”论断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凝练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既回答了“改革开放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也阐明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更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历史自觉。

（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将改革开放视作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变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焦点问题。在谈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权该采取什么措施时，马克思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3]541。十月革命后，伟大的导师列宁也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14]777这无不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要根据各国国情而定，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核心要义。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全、不完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针对这一现状进一步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命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改革开放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向、改革开放不是改旗易帜等重要论断，既保证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不仅破除了认识论上“两个凡是”的误区，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哲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伟大觉醒”这一理念在理论维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4从理论层面将改革开放界定为伟大觉醒，再次强调了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党的重要历史意义。

简言之，为什么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由于思想观念上的重大突破。“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20]300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存在一些较为僵化的观念。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虽确立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尚待厘清；分配制度方面，虽明确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但补充性分配方式却仍需完善。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我们未能明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造成的。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不仅澄清了思想上的迷雾，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未来社会，换言之，我们所处的正是邓小平指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和其分配方式不仅不能消灭，反而有其存在的必要，需要我们去正确引导，使其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服务。

另一方面，是就战略决策转变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思想前提，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成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起点。在改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17正是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从封闭到开放的战略转变，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奇迹”。

（二）“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

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5]113这段话不仅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揭示了改革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从广义的革命视角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场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在经济领域突破计划经济樊篱，确立市场机制，推动了民生改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促成多元交流，在科技方面，带动产业升级。这种整体性变革实现了我国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之源。

作为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同样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深刻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5]576面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在阐述新时代改革方略时指出，要以自我革命的魄力推进改革，直面体制机制痼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清除发展障碍。[16]9这一论述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刀刃向内”的政治品格，也彰显出党持续自我革新的勇气与决心。

简言之，为什么改革开放被称为“伟大革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是从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这一变革不仅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就业形态、城乡格局和人口分布都发生显著变迁。同时也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实现了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创新的转变，使传统的保守思维让位于敢闯敢拼的时代精神。其次，是从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推动作用而言。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极大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在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城市，对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推动其依据市场需求优化生产和创新技术。这些举措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最后，是从对世界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在全球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了更多的中国声音，为人类发展贡献了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1]14这一论断从价值层面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既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践智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既赓续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又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新境界。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140这种鲜明的实践指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聚成为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的破冰实践到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制度创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推进，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出真知、以真知指导实践党的精神品格。正如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所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18]26这种实践品格既区别于教条主义的空想，也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短视，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品格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真理、勇于实践的光辉写照。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实现了对“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智慧，在改革开放中升华为“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19]40的实践哲学；《礼记·大学》所强调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转化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11]183的价值追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区精神”“浦东精神”等地域性精神标识的涌现，正是传统文化中“因地制宜”“和而不同”智慧的现代演绎。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性发展。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0]480从“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到“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从延安的“实事求是”到新时代的“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人铸就了连贯的精神谱系。改革开放精神既继承了“星星之火”的战略定力，又吸收了“革命理想”的信念追求，在新时代升华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政治魄力与“守正创新”的理论准则。这一精神既是对革命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动体现。

简言之，我们党的政治话语很考究，比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相差甚大。同时，我们发现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种精神中，只有不到十种精神明确加上“伟大”二字。为什么改革开放精神也被加上“伟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精神孕育的实践是重大的，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起到引领作用，释放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比如“伟大建党精神”，是建党活动及其实践孕育的，党成立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比如“伟大长征精神”，长征是我们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战略转移”；比如“伟大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比如“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是伟大革命、伟大觉醒，是“历史转轨”。这些精神孕育的历史实践，都涉及到“转变”“转轨”，蕴含着彻底的、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实践及其孕育的精神都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无私奉献、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崇高的价值取向，更展现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既有面对艰难险阻的不屈抗争，也有长期奋斗的顽强毅力。

三、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意蕴：主导力量、根本动力和主题目标

从“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键一招”的历史定位，到“伟大革命”“伟大觉醒”“伟大精神”的深刻论断，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持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系统阐释了改革开放对于当下的思想解放意蕴。从“用改革的精神管党治党”到“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再到“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三者构成理解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闭环，不仅彰显了改革开放精神的核心要义，也为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一）主导力量：“用改革的精神管党治党”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1]188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成功推进首先依赖于党的自我革命与自我革新，必须要用改革的精神管党治党。

用改革的精神来管理和治理党，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核心要义，更是其内在的、必然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7]413。这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4]135从延安整风破除思想桎梏，到新时代"八项规定"重塑清廉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历程彰显出自省自新的政治智慧。立足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深化自我革命，以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始终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用改革开放的精神管党治党，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历史回应。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苏共因脱离群众、特权阶层固化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到东欧国家在“新思维”改革中放弃党的领导导致制度颠覆，无不印证了恩格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警示。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占据干部总数9.1%，却掌握全国70%以上的财富，其脱离群众的官僚化倾向与改革僵化，最终成为它亡党亡国的致命内因。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5]380唯有以改革开放精神破除“老好人主义”“特权思想”等积弊，才能避免重蹈苏共“僵化—溃败”的历史覆辙。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数次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20]588这就必须要求我们党时刻以伟大改革开放精神鞭策自己，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党的肌体健康，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二）根本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2]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批评了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稳定、一成不变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并在之后给奥·伯尼克有关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信中一再强调，为了适应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崭新形态，和其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一样，“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3]601。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不断地自我革新与自我完善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结合，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的结果。

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12]西方学者多次宣扬“中国崩溃论”，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亦或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试图从不同角度预测中国式现代化的失败。然而，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辉煌成就表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实现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在新冠疫情中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究其根源，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窠臼，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历史主动，始终坚持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打破思想桎梏，以坚定的责任担当破除利益藩篱，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坚定不移将改革引向深入。

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8]13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机遇与风险交织的关键时期。国内层面，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核心技术遭遇“卡脖子”，民生短板有待补齐，生态环境压力犹存；国际层面，逆全球化潮起，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唯有深化改革才能突破重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2]这一论断表明，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持续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三）主题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5]18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既要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更要立足中国实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确保改革方向与现代化目标高度统一。

让全面深化改革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方法论。当谈及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恩格斯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1]35将马克思主义的“根脉”与中国具体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结合，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体现，更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因此，要让全面深化改革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方法论，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让全面深化改革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2]115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3正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激荡的世界变局中始终保持定力，不盲从、不迷信、不照办，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扎根中华大地，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并不等同于盲目排外，而是在深入汲取并借鉴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普遍经验之后，立足本国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6]91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更显重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又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误区。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智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化线性发展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所在。

让全面深化改革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指引。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20]371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当前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有三个问题有待解决：一是破除阻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协调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三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防范重大风险。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收入分配等关键改革，确保各项措施互促共进、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