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了一份特殊的译作：国内首个可配曲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译者正是刚接任主编的瞿秋白。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行行文字落在纸上，字缝里都是冲破黑夜的力量。今天我们传唱的版本虽经后人修订，但瞿秋白当年定下的“英特纳雄耐尔”，穿过百年风雨，依然是共产主义理想最响亮的印记。

1923年初，瞿秋白译《国际歌》，配有简谱，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瞿秋白幼时跟着母亲读书习文，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1917年，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一头扎进反帝爱国的浪潮里，加入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心想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0年寒冬，北风呼啸，21岁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旅俄特派记者的身份，踏上了去苏俄的路。途经哈尔滨时，在一场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大会上，他第一次听见了《国际歌》。

那时，耿济之、郑振铎曾和他一起译过一版《国际歌》，题为《第三国际党颂歌》，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是《国际歌》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这首歌是作为诗歌来翻译的，并没有配上曲谱，不便于传唱。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封面、目录及宣言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主编。回想起在苏俄的经历，他最惦念之事，就是把那首无数次让他为之热血沸腾的《国际歌》介绍给中国大众，唱响无产阶级的信仰乐章。于是，寄住在北京堂兄家期间，瞿秋白开始了重译《国际歌》的工作。他先是根据法文原版进行翻译，然后再将它与俄译版本进行对照，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昏暗的煤油灯下，他时而伏案疾书，时而用破旧的小风琴伴奏试唱，努力想译出一个适合大众传唱的中文版。

翻译“国际”一词时，因法文音节太长，若用中文直译，无法匹配原曲旋律。于是，瞿秋白创造性地将其音译为“英德纳雄纳尔”（后传唱为“英特纳雄耐尔”），既解决了音节问题，又让中国无产阶级能与世界劳苦大众同声相应。正如瞿秋白所说：“‘英德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都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在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刊登的《国际歌》

1923年6月15日，重译后的《国际歌》随《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面世。同年6月20日，中共三大闭幕当天，与会代表齐聚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的指挥下，高唱刚学会的《国际歌》。这是《国际歌》第一次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响起。雄壮的歌声，激励着革命志士勇往直前，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从此，在党代会胜利闭幕时高唱《国际歌》成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23年10月10日，上海大学举办“双十节”大会，瞿秋白亲自登台，引吭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清瘦的身躯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台下的人听得热血沸腾，《国际歌》的旋律，从此在神州大地上久久回荡。

作为译者和传播者，瞿秋白一生都在践行“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誓言。他甘守清贫，主编《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刊物，用笔墨点燃革命的火种；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以非凡的胆识拨正革命的航向；受王明路线打压时，他拖着病体，坚持为党的文化事业奔走；1934年，他奔赴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又毅然留下坚持斗争。

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留影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罗汉岭的刑场上，他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终点，微笑饮弹，年仅36岁。

百年回响，赤焰不熄。从青果巷的琅琅书声，到罗汉岭的慷慨就义，瞿秋白以书生之笔译就《国际歌》，以赤子之心点燃革命火种，以铮铮铁骨铸就信仰丰碑。他的一生短暂而璀璨，如流星划破长夜，用生命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今天，当《国际歌》的旋律再度响起，那句穿越时空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依然激荡着每一个奋斗者的灵魂。（作者：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