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成文于1943年，系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原名《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后改为现名。该文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对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作风问题具有指导意义。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这一跨越时代的传承，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本色，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历史源泉。

历史背景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总结阶段，诞生于当时多重矛盾交织、内外压力并存的历史背景下。

一是国际国内形势的转折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契机。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一年。在国际上，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欧洲战场迎来胜利曙光，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转折也使该地区的战争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国内，抗日战争在1943年逐渐进入战略反攻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多地对日军发起反攻，国民党开始组织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滇缅边境展开对日反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逐渐走向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多年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大推动了在全党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这一整体逐渐向好的形势，使得中共中央得以集中力量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夯实基础；另一方面提前谋划如何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迎接战后新格局。

二是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推动党的领导方法创新发展。从外部看，日本侵略者为支撑太平洋战场的物资需求，在华北等地推行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计划，并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占领区分别实施“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运动”，残暴执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1943年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持续制造摩擦，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由，公然要求“解散共产党”，并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根据地在面临日、伪、国民党多方军事与政治挤压的同时，又遭受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群众对征粮工作的不满情绪增多。从内部建设看，党的队伍在全面抗战后迅速扩大，但许多骨干力量在长期残酷斗争中牺牲，使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许多新干部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认为针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必须系统总结和提升全党的领导方法，以适应抗战形势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需要。

三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领导方法的长期探索为理论总结奠定坚实基础。《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在革命实践中，他反复强调改善工作方法的重要作用，形象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同时，他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将其视为党的领导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曾深刻批判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指出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延安时期，通过对历史经验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日趋成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撰成后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3年6月1日，该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下发到全党。

主要内容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出发，围绕两个“结合”和一个“中心”，系统阐述了党的领导工作的核心方法论。

文章首先详细论述了必须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在分析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经验时敏锐指出，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在动员后深入具体环节进行跟踪指导的意识和能力，使得政策往往停留在口头、文件和会议层面，最终演变为流于形式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停留在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不深入指导具体实施、取得经验并用以指导其他单位，一般号召便无法验证、无从充实，最终难免落空。鉴于此，他在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并要求“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接着，文章细致剖析了如何在工作中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当时部分领导干部不注重系统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习惯于凭主观臆断轻率发表意见，致使许多看法脱离实际、流于空谈。对此，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工作“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为此，“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结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一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转化为系统的指导意见；再将这些意见带回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使其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然后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并从实践中收集新的意见，形成新的方针，继续指导实践。只有“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才能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毛泽东还将领导工作的分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通过分工而又统一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总负责人推动多个干部乃至全体人员去落实，有助于将责任落到实处。

最后，文章深刻阐释如何始终明确并坚持围绕中心统筹全局工作。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总会有一个主要矛盾起主导作用，决定着该时期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基于此，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必须明确在一定时期、一个地区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处于辅助地位。具体而言，地区的领导者必须根据当地的历史、现实条件统筹全局，正确把握工作重心与轻重缓急，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上级机关也不能“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免引起下级工作步骤凌乱，难以得到确定的结果。

理论启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立足于党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针对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突出问题，创造性地系统阐述了党的工作的根本方法与领导原则。其所蕴含的深邃哲学思想和科学工作方法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纵观党的历史，从延安时期党中央“为民谋利”的率先垂范，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进京赶考”的深刻警示，再到新时代“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能否贯彻好群众路线，始终是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当前，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坚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深入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确保政策制定“从群众中来”；在政策执行中，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密切跟踪群众反馈，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措施，推动成效检验“到群众中去”。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示范表率作用，是确保领导方法有效落实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树立正确政绩观”。从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到焦裕禄、谷文昌等先进典型以身许党许国的崇高风范，我们党始终重视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引导其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领导干部必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带动形成层层示范、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

掌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系统思维方法，是提升治理效能、确保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工作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能否准确把握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决定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牢牢把握中心任务，对各项工作进行科学统筹、合理排布，找准主攻方向，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效，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切实把系统思维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以扎实行动取得发展实效。

（作者：许详，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