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周报》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及《红旗日报》。1928年11月20日，《红旗》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上海报》合并，更名为《红旗日报》。1931年3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镇压下，《红旗日报》被迫转入地下，改组为《红旗周报》。出版印刷期间，尽管屡次遭到敌特破坏，负责相关工作的同志仍采用多种方式，保障了该报纸的正常运转。

伪装下的红色报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明令，“凡宣传共产主义者，一律查禁销毁”，并在书店、报摊、邮局乃至租界设专职人员检查，一旦发现写有“共产”“苏维埃”等字样的报刊，当即没收。同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党的出版物之分配和传播，各级党部应该认明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应该使中央及自己对外的出版物深入普遍于广大的群众，对内的出版物，中央的须使各区委或县委至少有一份，省委以下的则各支部都必须有一份。”为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守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应运而生。

当时，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红旗》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地下宣传策略，并一直延续到《红旗周报》。如《红旗》曾使用《一顾倾城》《快乐之神》《红妮姑娘艳史》等刊物的封面进行伪装以躲避敌人检查。在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件32开的《机联会刊》，它与当时上海市面上的商业刊物别无二致，而其真实身份便是《红旗周报》。除使用其他刊物封面进行伪装外，《红旗》还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赤色小组、农民协会、进步学生团体等送入工厂、军营与学校。

1932年5月20日，《红旗周报》第41期使用的伪装封面《机联会刊》

《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创刊后屡遭重创，发行人员频繁被捕，报纸遭到大规模查扣。但压迫越是严酷，传播越是广泛，“报贩被捕一次，本报的公开发行反而增多一次。长期的订阅，更是一日增多一日。发刊不久，本报即发行到一万二千以上”。1931年3月，《红旗日报》停刊改为《红旗周报》，中央宣传部专门在上海的一幢三层楼内设立秘密印刷所。为作掩护，他们在一层开设烟纸店，二层为工作人员宿舍，三层则是秘密印刷所。工作人员对外伪装成老板、老板娘，对内则是排字工、印刷工及装订工。正是有他们的坚守，《红旗周报》才能在险境中正常发行。

坚守中国共产党舆论阵地

《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一直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阐释革命纲领的重要使命。《红旗》曾多次在头版刊发《中国革命在现阶段中的十大要求》。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农有！（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不仅用直白的文字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束缚，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29年，《红旗》第26期发表《这是什么的民生？》一文，记录“陕甘麦价每石价50元、西安麦粉每袋售14元”的物价情况，粮价暴涨的根源在于地主与军阀囤积居奇、高利盘剥。文章通过真实数据让农民认清苦难来源，阐述打倒地主、推翻军阀的必要性。此外，《红旗日报》还刊发各地农民暴动与抗租抗税的通讯报道。1930年9月12日，该报刊登文章《六安霍山暴动的经过》，讲述了当地农民奋起抗租抗税、抗债抗捐，收缴地主武装并分配土地粮食的故事。《红旗日报》改为《红旗周报》后，还多次系统刊发苏区土地分配办法、阶级划分标准、富农政策以及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保障措施等相关文件。如《红旗周报》创刊号刊登的《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明确提出：“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主，无权取得任何分地，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帮助远离中央苏区的地下党组织与农民准确把握政策。

1930年9月12日，《红旗日报》刊发的《六安霍山暴动的经过》一文

此外，《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与苏区建设等重要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红旗日报》大量报道红军作战捷报与各地工农运动消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鼓舞全国革命群众斗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张闻天以“洛甫”为笔名，在《红旗周报》发表《苏维埃政府怎样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而斗争？》一文，写道：“苏维埃政府在粮食问题的解决方面，是完全同国民党政府不相同的。苏维埃政府利用一切方法，帮助民众，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去帮助民众，而且利用一切方法剥削民众，使民众饿死。苏维埃政府以土地、资本、耕牛、耕具、种子、肥料，使农民提高生产，扩大生产，并且鼓动农民间的互济运动，以发展生产，然而国民党政府则利用一切强暴的方法夺取农民的土地、资本、耕牛、耕具、种子、肥料，使农民缩小生产，以至（致）不能生产……”同时，张闻天结合苏区实际提出粮食征集、统一调配、节约储备与发展生产等具体措施。后来，该文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对危机、巩固政权的重要工作指南。

1932年7月10日，《红旗周报》第45期刊发的《苏维埃政府怎样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而斗争？》（部分）

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红旗》《红旗日报》及《红旗周报》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中不仅坚守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还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广大工农群众的喉舌。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作者：王家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