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形象地总结为“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始终恪守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顽强舆论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解放事业开辟了“第二战场”，在战时多元舆论场中有效发挥了舆论引导力，是“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的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依靠“枪杆子”，通过武装力量和军事胜利来坚定抗战信心、鼓舞军民士气；在国统区，以《新华日报》为主体的进步舆论战线，则依靠“笔杆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笔战，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与政策主张武装人、引导人、团结人。可以说，“笔战和枪战相融共生，新闻笔战与正面枪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全面抗战的铜墙铁壁。”正因如此，《新华日报》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党的一个方面军”。本文从政治、思想、文化三个维度系统探讨《新华日报》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如何通过其充满智慧与勇气的笔战策略发挥舆论先锋、凝聚共识的作用，进而全面理解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为当代主流媒体在复杂舆论环境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报纸笔战：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交锋的一个缩影

翻看中国百年新闻史，报纸笔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现象，更是国家政局风云变幻、社会思潮激荡交锋的缩影，体现了新闻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既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性，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

“办报立言”的传统。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报人，主张办报的核心理念在于“立言”，即通过报纸来发表意见、议论时政，进而宣传变革图强的思想，由此实现了“一支笔战天下”。此后，“办报立言”成为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要传统之一。随着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逐渐深化，更懂得如何利用报纸作为斗争的工具，政治变动、世纪更迭推动不同政见的报纸卷入论战。报纸间的“笔战”频发，或为扩大影响、打开销路，但更多是“新思潮爆发、各种势力尖锐对立的一场思想战斗”。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时称保皇派）的报刊大论战则为后者的典型代表。双方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舆论阵地，就是否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推翻帝制、是否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给中国社会和新闻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间，革命派报人非常重视报纸在民主革命中的“笔枪”作用，如郑贯公即认为“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基于这种认识，革命派报刊把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虐民作为其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文武双全”的思想。为解决20世纪早期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难题，中国共产党聚焦革命领导权的构建，围绕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逐渐探索出“文武双全”的独特路径，缔造了“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支革命队伍，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的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早在1936年11月22日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文武双全”的构想：“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么），事情就好办了。”1942年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作会议“引言”。据何其芳回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其中，新闻舆论工作是“笔杆子”的重要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人把舆论宣传看成是和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斗争工具，逐渐形成了“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的宝贵思想，它极大提升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对新闻宣传作用的认识。

“以笔为枪”的理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笔战”成为当时新闻人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形象表达。他们“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用各自手中的新闻工具作武器，唤起民众，奋起抗战，鼓舞民众，坚持抗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难忘的贡献”。尤其在抗战大后方，新闻业贯穿着以笔为枪的鲜明时代主线。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新华日报》无疑是这一时期的“笔战”先锋，也是中国共产党用好“笔杆子”的生动表现。其鼓舞抗战热情，促进政治进步，对于敌奸则口诛笔伐，无所不至，正如民主人士陶行知题诗所言：“笔杆如枪杆，挥墨亦挥汗。粉碎敌人谋，一字一炸弹。”目前，学界也开始关注到《新华日报》的笔战实践，有研究围绕周恩来的新闻思想而展开，或梳理其如何从学生报人到笔战领袖的历程，或研读其发表在《群众》上的理论文章，梳理笔战思想的具体体现；有研究聚焦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肯定《新华日报》作为摧不垮、打不倒的战斗堡垒作用。整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新华日报》笔战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未深入探究其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意义与价值。而这正是本文想要突破的地方。通过系统解析《新华日报》的笔战实践，既可以深化对历史的在场考察，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中国共产党人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智慧与魄力，又能明晰“笔战”作为一种新闻策略与宣传战术的历史价值，为当下大变局中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二、提笔为枪：战时《新华日报》的媒介生态

系统考察《新华日报》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的笔战策略及其话语权争夺问题，首先要关注这一时期的国内媒介生态。所谓媒介生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且“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媒介生态因子（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与媒介关联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两方面”。抗日战争作为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多重叠加、互相交织、高度关联，以致国内出现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控等局面，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都积极通过报刊发声，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进而形成了多元竞争、纷繁杂乱的舆论场域。在这一舆论场中，充满了封锁与反封锁、压制与抗争、团结与分裂、欺骗与觉醒等复杂而强烈的博弈与互动。《新华日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政治机关报，正是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以笔为枪、顽强出版，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鼓励前进的号角”的重要作用。

（一）三大舆论场域：“宣传对于战争，是同炮火一样要紧的事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办法，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于新闻事业而言，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新闻宣传与军事政治行为的高度黏合，正如任白涛所言，“宣传对于战争，是同炮火一样要紧的事情。”随着抗日战争的纵深发展，中国形成了以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为代表的三大区域，进而形成了基于各自地域空间的媒介系统与舆论动员模式。这种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传媒格局和舆论动员的模式也随之形成三大舆论场域。三大区域内不同政治力量利用自己的媒介系统，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政治军事事件，展开不同主旨、不同目的的舆论宣传鼓动，甚至发动针锋相对的舆论战。换言之，新闻即是战场，笔墨亦为刀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舆论场域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空间，它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表达政治主张、开展政治动员、塑造民族意志的关键战场。

《新华日报》诞生的1938年，抗战局势正从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逐步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化。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基于此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正式达成第二次合作，《新华日报》即为其产物之一。从南京筹备到武汉创刊，《新华日报》一直面临着多种矛盾交织且对立尖锐的情势：在抗日阵营中，存在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矛盾；在社会思潮方面，存在着“亡国论”“速胜论”与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的矛盾；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存在着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与广大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矛盾；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与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路线斗争；等等。而此时，受“十年内战”的影响，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的舆论阵地，对于传播党的声音、塑造党的形象，以及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肩负这样的历史任务，《新华日报》在极端复杂而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战斗在国统区的新闻舆论斗争前线。

（二）艰难办报环境：“始终站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最前线”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心城市办报，不仅面临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复杂、尖锐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还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的新闻统制，出版发行任务十分艰巨。曾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的石西民回忆说：“《新华日报》创办9年多，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斗争，始终站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最前线。”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新闻检查制度和新闻统制制度，又相继颁发《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法规，加大对新闻领域管控的范围与力度。美国记者白修德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政治生态：“只有生活在重庆的人才会感受到国民党给个人生活的沉重压力。在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和所有敢于公开发表意见的人头上都高悬着新闻检查制度。报界生活在充满流言蜚语、政府声明和电讯稿的阴暗世界里。”鉴于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国民党顽固派自始至终都对《新华日报》的办刊发行持有严重的防备心理，甚至于“没有一天不在想方设法把这个报纸窒死”。在国统区办报的9年多时间里，从垄断新闻来源、检扣出版内容到阻挠印刷发行，从监视报馆人员、读者与投稿人到殴打报贩、报童，从新闻纸等物资的封锁到经营管理的打压……“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压迫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在如此高压斧钺之下，《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始终持续热烈地进行抗战宣传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最有力的战斗武器之一。

（三）党报自我调适：“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新华日报》身处国统区，其办报活动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及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实践有所不同。李金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系统存在着以《解放日报》红区农村派和《新华日报》白区都市派为代表标准的两种范式。换言之，《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的体现。也正因如此，其在创办初期，在办报原则、刊载内容、办报队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和灵活性，没有充分发挥党报的作用。如何既适应国统区城市办报的现实条件，又不断提升报纸的党性？《新华日报》经历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与自我调适。

《新华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最终是通过1942年改版来完成的。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时隔两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延安《解放日报》随即于当年4月1日进行了改版。而据熊复回忆，《新华日报》从1942年1月举办报纸创刊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开始酝酿改版，并将其提到了工作议程之上。经过几个月的充分酝酿，《新华日报》于当年9月18日正式改版，并在第三版刊登了改版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明确改版方向“是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经过改版，《新华日报》的办报思想、特点、风格基本定型，且“党性大为加强，战斗力大为提高”，为推动报纸更好适应国统区的社会历史环境、完成党的各项宣传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三、不屈之笔：《新华日报》的政治战略与舆论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舆论场纷繁复杂，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你会亲眼看到每个文字的作用，看到每篇文章是如何像榴弹一样在战场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将如何爆炸开来。”如何占据主动，考验的不仅仅是物质实力，还有政治的敏锐度和洞察力。《新华日报》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用政治家的头脑去分析时势，将新闻宣传与当前大局下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紧密联系，勇敢无畏地迎接来自敌奸的各种“纸弹”，“成为推动中国全面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舆论和精神力量。”

（一）政治主动：推动形成“持久战”共识

在战争中，及时准确地判断形势至关重要，报纸间的“笔战”亦如是。只有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看出主流、支流，作出科学判断，才能占据舆论战的主动。在党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对国内外重大时局的分析判断达到了国统区其他报纸难以企及的水准。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导致大批军队溃退和大片国土丧失，以致“亡国论”四起，妥协、投降活动泛滥。中国共产党则提出“持久战”的核心主张，预判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明晰抗日战争形势以及争取最后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助推这一主张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新华日报》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为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同年2月14日至15日，《新华日报》刊登任弼时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认为持久战有利于中国抗战，指出：“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之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难能可贵的是，该文还初步提出了抗日战争三阶段论，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被动防御”“对峙的局势”和“战略上的反攻”三个阶段。这些都可以视为“持久战”思想的“先声”。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详细阐明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7月1日《解放》周刊第43和44期“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正式发表《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取得胜利》，系统全面地论证了持久战的必要性。由于王明的右倾思想，《新华日报》未能刊登《论持久战》，但当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随后，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发表刊印后，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经周恩来的推介，对《论持久战》一书的观点深为认同，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周恩来主政《新华日报》之后，又接连发表《目前抗战形势》《论敌今后的动向》《论战局的扩大》等社论、代论，详细介绍党中央关于全面抗战、持久作战的观点和论断，这些都大大拓展了“持久战”思想的传播，帮助时人坚定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国际形势，《新华日报》同样做到审时度势、精准预判。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新华日报》即已发表周恩来撰写的《太平洋的新危机》等代论和多篇专论，警告“美国有上日本大当的危险”，断言日美之间将有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报刊错误估计“战争将很快结束”。而《新华日报》又接连发表周恩来执笔的代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等，预断战争将是为时较长的，最后德日必败，也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必须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和独立自主的民族立场，存侥幸心理则是要吃亏的。这些言论后来皆为美英的转败为胜所证明。

（二）纸上交锋：与妥协投降思想战斗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对日表现出妥协、倒退倾向，同时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多次反共高潮，而为配合军事反共，其所属报纸也大肆制造反共舆论。《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嘴巴”，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要节点上及时发出党的声音，在纸上交锋中辨明是非曲直，以正视听，逆转国民党顽固派的歪曲宣传，有效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笔战与枪战是相辅相成的：笔战为枪战营造舆论，枪战则为笔战的坚实基础。正如范长江所言，“在我们后方，对于兵役的推行，地方报纸推动力是不小，在妥协投降思想传播的时候，全国报纸，更应当发挥战斗的攻击作用。”1939年7月7日，时值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新华日报》避开新闻检查推出“七七特刊”，刊登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时局宣言和毛泽东撰写的时事评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前者鲜明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重大方针，后被总结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的著名口号并快速传遍全国，为广大民众反对投降主义提供了精神武器。后者则明确提出“反共是投降的需要”“反共必然导致投降”的观点。9月8日，重庆《商务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为什么做汉奸？》意图否定后者观点。《新华日报》先后发表总编辑吴克坚《驳斥商务日报的有害谬论——关于反共与投降相互因果关系问题》和《再斥商务日报的有害谬论》两篇文章，直言《商务日报》挑起“做汉奸与反共”关系的论战，是“在客观上掩盖今日投降派的活动”“松懈人民反投降妥协的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的谣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新华日报》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大量刊载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报道，有力揭破谎言、澄清谬误。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严重失利，引起国内舆论哗然。蒋介石讳败推过，重复日寇散布的流言，指责八路军没有配合行动，坐视友军困战。于是，国民党报纸、通讯社和日寇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造成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声讨。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要求十八集团军“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周恩来当天晚上写了一封长信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该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予以驳斥，信中列举大量事实痛击所谓八路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谎言，同时以《致大公报书》为名在《新华日报》发表。这封信发表后，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1.7万多份，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毛泽东6月17日从延安发电报给周恩来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写得很好。”《新华日报》的“笔战”记录，也为当下反驳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史证。

（三）巧妙抗检：新闻统制下的斗争精神

当年马克思面对普鲁士的新闻检查令，直言：“书报检查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所执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如此，林语堂曾怒斥：“当今新闻检查最恶劣的特征，就是愚蠢、混乱和过敏。”面对这种被动的舆论环境，《新华日报》运用灵活的斗争艺术，把遵检与抗检等各种手段配合运用，既保证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政治主张及时广泛地传播出去，又力争报纸能够不被查封、停刊。

为应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当时新华报人采取了多种方法。比如，送检晚一些，当检查官发现文章有问题时，已经付印了来不及撤回；趁敌机轰炸时检查官不上班刊登重要文章，或者索性不送检直接刊登。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抗检”刊登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并配毛泽东的照片。毛泽东对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条爆炸性新闻，是在清晨5点前报纸印好后，才将原稿送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的。检查官在送稿簿上盖上“缓登”戳记，但为时已晚。

《新华日报》还经常采用“开天窗”形式进行无声的抗争。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便衣特务手持铁棍、短斧，捣毁了报馆营业部和排字房。《新华日报》本拟于次日刊登的《本报紧急启事》，将事件之真相公之于众，却在送检时被“武汉新闻检查局强行铲去”，报社编辑部会商后决定保留空白版面以示抗议。这成为《新华日报》历史上第一次“开天窗”事件。迁入重庆之后，《新华日报》“开天窗”的频率增多。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连续送检的两篇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起来，扑灭汉奸！》，因内容触及国民党消极抗日而被无理检扣，被迫在头版社论栏中刊登“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大字，约占该版面积近1/2。皖南事变期间《新华日报》的“开天窗”事件最为知名。周恩来在“开天窗”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作为一种特殊的版面语言，“开天窗”背后折射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异常艰险的出版境遇，亦彰显了共产党报人面对复杂舆论环境所展现的斗争精神与宣传智慧。

在报纸内容上，《新华日报》还会采用诸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古讽今”“以外喻内”等柔性策略，从而既规避新闻审查，又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新华日报》的报道常常利用国民党顽固派一度有过的“抗日言行”来反对其妥协投降；利用国民党顽固派某些“进步”言行来反对其为维护独裁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暴政。如1941年6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批驳中央社造谣的一篇《声明》，大量引用中央社所发布的电讯，用对方的材料驳斥其关于十八集团军“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的又一则谎言。《新华日报》发表的由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则是“以古讽今”的典型。该文对明末农民起义痛失政权进行深刻反思，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现实苦难，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介石的独裁。《中央日报》很快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这种故作“惊弓之鸟”的牵强附会，更加体现了郭沫若在附识中所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怜笑的”。

四、求真之笔：《新华日报》的思想引领与话语争夺

陆定一在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撰写的《人民的报纸》一文中，将国统区的报纸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的报纸，告诉人们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以一张“人民的报纸”的自觉，竭力把真理和真相告诉人民，真诚服务于读者，“象（像）一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广大军民抗战救国的道路”，开启民智，团结进步力量。

（一）求同存异：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采用理论宣传、广告宣传、纪念日宣传以及与其他报刊展开辩论等多种方式向广大民众传播进步思想，进而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舆论，指导人民前进。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辨性较强的理论武器，要想为民众所掌握需要一定的话语转化与传播策略。《新华日报》除直接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著作之外，还大量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时评和社论文章，使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增加理论传播的亲和力、接受度。如吴克坚翻译《列宁论民族战争》一文中，既把列宁对民族战争的观点阐述出来，又在下面评论“中国四年来对日的民主革命战争正是中国近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列宁论说的正确性”。囿于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的新闻检查与舆论限制，《新华日报》采取多种迂回的传播策略：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诞辰或逝世等纪念日进行集中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副刊、广告、漫画、标语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通过“读者信箱”普及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1940年1月21日，读者海雁来信提出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问题，即“何为存在决定思维，何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编者以有理有据的回答消除了读者心中的疑惑。

抗战时期，当时国内的社会思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两者既有差异也有相通之处，而且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然而，以叶青为代表的反动文人却掀起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论战，“歪曲共产主义不能解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华日报》创造性地运用求同存异的传播策略，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通性、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以团结国统区民众、减少报纸发行的阻碍，同时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和重要。比如，5月5日，既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也是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日子，《新华日报》在1938年的这一天共同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理论联系，进而减少国统区民众对前者的陌生感。如当天的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努力为孙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实现而奋斗。”通过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通性，《新华日报》的相关文章不仅表明了以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的殷切诚意，还打消了他人对共产党能否实行三民主义的重重疑虑，进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维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取信于民：彰显新闻真实的力量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报纸的利器。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指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真实就会被揭示出来”。恩格斯在《〈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一文中引用黑格尔的话——“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最大侮辱”，用于表达他对新闻真实的认识。而列宁则直言：“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取胜于敌、取信于民的笔战法宝就是真实，其以消息翔实著称，注重用事实说话，从而在国统区报纸中跻身于大报之林。

“本报愿为前方战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新华日报》在创刊词中鲜明表达了对新闻真实的主张，且真实报道抗日战况是其重要任务。为准确获取第一手战地信息，《新华日报》先后派记者陆怡到第五战区采访台儿庄大会战，总编辑华岗到东南前线，编辑部主任章汉夫到河南第一战区，负责国际新闻编辑的何云和陈克寒到华北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新华日报》一度成为武汉派往前线记者最多、刊登战地通讯最多的报纸。据统计，仅1939年一年，《新华日报》共计刊发敌后抗战的消息、评论、人物专访和特写等文章100余篇。《新华日报》以“本报专电”的方式刊发新闻消息，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战绩，鼓舞了大后方各界群众的抗战士气，形成了自身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国民党统治区不少报纸包括《大公报》在内，有时也将《新华日报》的有关报道以“本报专电”的形式刊出，足见新闻真实的力量。

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阐述了报纸宣传必须真实这一根本原则，指出报纸要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为了揭露真相，报纸要“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敢于为人民说话，以大量篇幅揭露国统区军警横行、贪污遍地、物价飞涨等社会生活领域的黑暗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独裁、鼓动内战的本质。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事件爆发。中央社的新闻稿公然把特务行凶造成的血案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竭力为刘野樵一伙开脱罪责，并反诬李公朴的行为引起了互殴，以致双方受伤。为充分揭露中央社的歪曲报道，《新华日报》在与其进行公开辩驳的同时，还刊发庆祝大会筹备会关于惨案的详细报告和一些现场目击者、内幕知情人的来稿来信，帮助读者辨明事实真相。《新华日报》与中央社的“短兵相接”，让公众看清中央社的虚伪面目，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政协决议、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企图，推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而与中国共产党在正面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相互配合，沉重打击国民党政权，加快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

（三）读者本位：真诚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

马克思鲜明指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报刊不外是，而且应该是公开的，‘人民的（真正作为人民思考的）日常思想和感受’……它处于人民中，真诚地感受到人民的希望和恐惧、爱与恨、欢愉与痛苦。”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以“为人民服务”为办报方向和宗旨，始终把联系读者、依靠读者、服务读者作为办好报纸的首要任务，形成了与国统区其他报刊完全不同的新闻理念与报道风格，也由此赢得国统区民众的真心支持和喜爱，被读者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报纸”。

关注读者呼声，了解读者需要，是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赢得话语影响力的重要原因。甫一创刊，该报就开设“读者邮箱”，提出“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在该报周年纪念刊上，编辑吴克坚对一年来收到的来稿情况进行了说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共有四千六百余件，投稿人数在二千五百以上（外稿写给私人名义的不计算在内，而这个数量是不少的）。”读者的积极投稿充分展现了《新华日报》开门办报、深入群众的努力。为更好地了解读者，《新华日报》多次开展读者调查。1940年的调查发现，工人占读者总数的70%。此后该报除在新闻、言论方面加强工人的宣传报道之外，还开辟“工人园地”“国统区工人生活”等专栏以及“工人生活”等专版，派出记者深入工厂、矿山、码头等工人集中地广泛采访调查，全方位报道工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结合整风运动报纸改版之后，关于工人生活的稿件数量进一步增加，1944年超过130篇。《新华日报》的读者本位意识，贯彻了党中央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要求，也织就了报社与读者之间“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网络，而这是国统区其他报刊所没有的。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换言之，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思想的实在性就表现在语言之中。1938年，《新华日报》第一次征求读者意见时，对报纸语言“不通俗”的批评是最多的。秉持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的理念，《新华日报》采取通俗化、大众化的方针，废除当时流行的不文不白的所谓“新闻体”，全部新闻都用白话文改写，大大改进文风，使中学水平的读者都能看得懂，从而更有利于争取各种进步力量。《新华日报》还多次通过社论与读者直接对话，或“恳求读者对本报之内容及发行等等提出全面之批评，本其所见，畅所欲言，使缺点得以尽量揭露，使改进得以有所遵循”，或对读者致以感谢，“尽管在客观上曾经遭受不少的横逆艰阻，但在广大读者的爱护、支持和管理下，幸能至今屹立未摇，实足欣慰与感奋”。《新华日报》诸多重视编读往来的做法，实现了宣传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加强了报纸嵌入社会的深度力度。

五、团结之笔：《新华日报》的共识凝聚与文化突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并创造性地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阵地，不仅通过大量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广泛团结文艺界、工商界、新闻界等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推动和发展进步文化运动。其“文艺抗战”的丰富实践，不仅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与文化禁锢，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推动了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形成。这种团结的主张与智慧有助于广泛联合各方力量，也为解放战争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一）弥天大勇：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文化，揭示着追求光明和正义的目标、联系社会和民众的原则、统一救国和革命的理念、体现反帝和反封建的内容，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时的重庆，各种文化思潮激荡，存在诸多争论与冲突。《新华日报》多次参与文艺论战，主张文化抗战，批判错误思潮，积极推进文艺进步活动，不断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团结抗战。

批判逃避抗战的文艺思想，即是典型事例。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对敌妥协的倾向有所抬头。提倡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则是其在文化界的体现。为此，1940年2月10日，《新华日报》刊登老舍的文章《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大声疾呼：“出来吧，艺术家们！青年们热烈的（地）等着你们，呼唤你们呢！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而《新华日报》与“战国派”文艺观的论争则有力批驳了“领袖英雄主义”的虚假性，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片面抗日、独裁反共的伪装。这些论争对于澄清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进步势力的政治迫害和文化压制，“陪都”重庆像一座“死城”。当年夏秋之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重庆的“重雾”压得人透不过气，必须想个办法冲破。作为容易与现实结合、可直接与观众交流的艺术形式，话剧成为冲破国民党政治高压的一道口子。当年10月起，重庆文艺界便在雾季进行戏剧公演，史称“雾季公演”。《新华日报》积极宣传与推动“雾季公演”，发表大量的剧评、书评、影评、文艺思想评论等，仅1942年就刊登有关话剧的消息和评论达179篇之多，当时很多人都是读了《新华日报》剧评后，才决定去看演出。《新华日报》支持引领的进步文艺运动，在遏制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动员和鼓舞群众坚持团结抗战、开展民主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人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文学艺术的作用不仅仅是唤醒感情，而且是通过感情、以感性的方式唤醒思想。《新华日报》以文学艺术传播党的声音、唤醒民众抗争意识，也延续到解放战争初期，突出表现为围绕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舆论斗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和平建国的呼声，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著名诗人、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到桂园拜访并赋《七律·赠润之老友》，赞其重庆之行“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并在《新华日报》上刊发。毛泽东则将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手书相赠。《新民报晚刊》在1945年11月14日将其传抄发表，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引发出一片反独裁、争民主的呼声。而国民党嫡系报纸则断章取义，歪曲词中个别用语进行反共鼓噪。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没有理睬。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转载锡金的《咏雪词话》，并专门加上“按语”：“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虽‘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按语文字不长，却击中要害，在重庆谈判取得“政战”“枪战”成果的基础上，又打赢了这场“笔战”。

（二）纾困解难：最大限度争取文化战线的中间力量

文化领导权是一种“软权力”，亦是“革命者阶级”存亡的关键要素。其中，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在争夺文化领导权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通过刊载纪念活动、为知名作家祝寿等方式，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意见领袖”。这种广泛的团结，壮大了进步文化的力量，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统治下，国统区人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都受到限制。纪念与祝寿活动成为文化工作者议论时政、批评现实的特殊方法，有时还是向国民党当局的一种示威。1941年以来，《新华日报》先后为郭沫若、洪深、叶圣陶、老舍、张恨水、茅盾等作家的寿辰开辟专辑或发表专文。其中活动规模较大的，是1941年11月16日为郭沫若祝寿。《新华日报》在第1—2版发表周恩来的代论《我要说的话》，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功绩；第3—4版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和“纪念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当天下午，还在中苏文化协会大楼举行庆祝茶会，到会的有各界名流。而且，这一庆祝活动还延伸至延安、香港、新加坡等地，如11月18日《解放日报》推出“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祝寿活动为进步人士争得了一次合法集会的机会，并藉以宣传抗日爱国的精神，巩固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

文艺组织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力量，在团结文化工作者、凝聚抗战力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十分重视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的宣传与联系，以充分发挥其团结文艺界人士、发展抗战进步文艺的作用。1939年4月9日文协召开第一届年会，《新华日报》发表《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纪念全国文协成立一周年》的社论，希望广大作家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新的文化据点，加强“文化入伍”的工作和实现“文章下乡”的口号，创作出反映伟大抗日战争和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作品。12月26日，针对文协组织的长达半年、行程万里的作家战地访问和慰问活动，《新华日报》发表《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社论，指出“为了要反对敌人的文化进攻，战地的文化宣传工作及与敌人的文化宣传战，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号召“动员大批的文化工作人员和热心从事救亡工作的人到战区去”。

此外，《新华日报》积极救助陷入困境的文艺工作者。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给文艺工作者以实际帮助》，充分肯定文艺作家对抗战、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他们与前线上的军队，不过是在不同的战线上，一样杀敌效果”；“然而，目前文艺界同人的困难和痛苦，是无可讳言的事”，进而要求政府和社会人士“必须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新华日报》还通过募集捐款等方式，实实在在地帮助陷入困境的作者纾困解难。该报对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真切敬重与关怀，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包括文化战线在内的中间力量，使中间力量逐步成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

（三）新华副刊：“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列宁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抗日战争时期，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新华日报》以文化副刊为主要阵地，聚焦文艺与抗战的结合，凝聚一大批知名的社会贤达、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为其撰稿，同时打开大门欢迎各阶层来稿，搭建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新华副刊》，既有利于自身在复杂的媒介生态中拓展话语空间，又推动报纸深入国统区民众的视线，促进全民抗战意识的形成。

对于文化的“大众化”，《新华日报》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传播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采取“分而化之”的办法，将《讲话》分成三篇文章，并与别的稿件一起送检，最终突破严苛的新闻审查公开发表。对于这篇中国文论的划时代著作，《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将其核心内容总结为“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原则”，并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中鲜明指出：“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不该是专为不满百分之十的人们的文化，而应该是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根据这一精神，《新华日报》组织和发表了大量文艺思想评论、书评、剧评、影评等，广泛影响当时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理念甚至大后方的文化运动。如郭沫若接受《讲话》中“文艺为群众”和“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明确指出：“我们要以文艺来替人民服务，在科学水平上走向人民文艺的道路。”茅盾在广州发表《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的演讲，明确运用《讲话》思想，向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在新阶段的努力方向，“要求作家们改造自己——生活和写作的方式……真正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然后能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并进而把自己与他们打成一片”。

《新华副刊》的改版与转型，则是《新华日报》主张文化“大众化”的具体实践。“文艺副刊最能代表一家报社的风格，它是站在报纸的前哨第一线去争取读者。”迁入重庆后，《新华日报》特别加强了专副刊的建设。自1940年开始，《新华日报》第四版出现了《工人园地》《文艺之页》《自然科学》《经济讲座》《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六大专刊并存的局面。在整风改版当天，《新华日报》又推出综合性副刊《新华副刊》，其坚持战斗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群众性与教育性相结合、文章的通俗性与文体的多样性相结合，“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争之余的‘文化公园’”，在重庆新闻界副刊中独树一帜。改版后的《新华副刊》有对农民、小市民、店员等底层百姓题材的倚重，也有对各类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鉴与民间语汇的采撷，生动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六、结语

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策略，报纸笔战表面上是观点争锋，但内核是话语支配权、资源分配权与社会影响力的博弈。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笔战实践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如何运用“笔杆子”展开话语权争夺，以及如何使之与“枪杆子”相结合构建革命的领导权。《新华日报》在复杂的媒介生态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宣传工作，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发挥了先锋作用，以其不屈之笔、求真之笔、团结之笔展现出新华报人的智慧与勇气。其笔战策略和共识建构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传递党的声音、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突出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向新征程新使命，主流媒体如何坚持正确导向、有效传播党的声音、凝聚社会共识，或可从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的历史实践中获得借鉴。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政治能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把追求真理、恪守真实、真情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三是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文化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大局，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作者：双传学，为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