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明确提出要以现金聘请专门技术人才。“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

这则“招贤令”仅130余字，言简意赅、指向明确，生动折射出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招才、引才、用才、聚才的坚定决心和战略远见。这是红色政权公开颁布实施的第一个“招贤令”，它见证和讲述着党管人才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探索和实践。

为什么要发布“招贤令”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新生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的军事“围剿”与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中央苏区不仅要坚持武装斗争，还要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军工通信等各项事业。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基础薄弱，劳苦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专业技术人才的极度匮乏成为制约中央苏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瓶颈。

1930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已明确提出要“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单靠中央苏区内部培养难以满足急剧增长的人才需求。1933年10月，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指出，教育缺乏“服从于战争”的意识。同年11月，《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明确要求，要大量征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智（知）识劳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等”进入中央苏区服务。

由此可见，发布“招贤令”的直接动因，是战争与建设的双重压力。中央苏区急需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支撑前线作战与后方发展。而当时苏区内部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高技术领域亟需从外部引进。这一举措，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技术与革命结合”的远见卓识，尝试以人才引进打破封锁、增强实力，应对战争与建设的需要。

各方人才涌入中央苏区

尽管面临国民党严密封锁与交通阻隔，这则“招贤令”仍取得了重要成效，吸引了一批来自白区、旧军队乃至海外支持革命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苏区。

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红军急需医生、造炸弹师等技术人员，请求中央派人支援。1931年初，中共中央选派贺诚、彭真、陈志方等医疗卫生人才骨干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春，曾在德国学习工业技术的兵工专家刘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成为军工建设的重要骨干。这些由中央直接选派或从海外归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成为中央苏区科技事业的奠基者。

1933年发布的《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明确表示，可通过各地共产党组织或群众团体接洽人才。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技术人员。例如傅连暲，原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携全部医院设备与家产迁往瑞金，成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戴济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原在吉安开设私人诊所，经红军争取后携带全部药品与医疗器械加入红军；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等奉天兵工厂技术工人，于1932年被选派进入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

同时，红军还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中起义人员与被俘人员的转化。例如王诤、刘寅、李治等人在龙冈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军医陈义厚在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并入党。1932年4月漳州战役后，红军动员了原国民党军修械厂的二十多名技术战俘加入官田兵工厂。这些人员经过思想改造与技术整合，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据统计，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苏区累计引进了数百名专业技术人才，涵盖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多个领域。虽然总体数量有限，但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已属不易。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一经融入中央苏区的革命洪流，便迅速在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医疗卫生、通信联络等各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巨大能量，发挥了先锋队、突击手、排头兵的作用。中央苏区先后创立了无线电学校、军医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本土技术骨干，也初步形成了“教育—实践—服务”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党管人才”的初始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重视人才的政治引领与生活保障，体现出对人才的充分尊重与信任，并初步构建了“党管人才”的工作框架雏形。

在政治上充分信任与重用人才。1933年10月召开的苏区教育大会上，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布：“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他吸引一切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人才’，旧的教员，专门家，旧的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的自由职业家工作，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的爱护人才的政府。”

在物质与精神上充分激励与优待人才。中央苏区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仍尽力为人才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保障。1934年2月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将教员在生活费、帮助耕田、减纳土地税、看病等提升至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水平。1934年6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关于军工工人待遇的命令》规定，各军事工业工厂的工人，除本人得享受红军各种优待外，“由白区来的（特别是专门技术人才），应予以相当津贴，以便供给其在白区的家属的生活”。参加宁都起义后到红军学校任教员的吴子罕，因教学水平高、工作积极，学校特给予每月50元津贴。他深受感动，坚决请求免除给他津贴，以支援革命战争。但学校只同意减发三分之一。后来他一再请求免发，学校只准再减三分之一，以示对其贡献的认可。这些措施虽简单，却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才的重视，为“党管人才”积累了初始经验。

在组织上充分保障与培养人才。中央苏区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技术管理部门和领导机构，如总卫生部、卫生研究会等，为科技人才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通过设立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和研究机构，系统培养和任用人才，初步形成“政治引领、技术培养、组织保障”三位一体的人才工作模式。

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招贤令”，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开展人才工作的开创性实践。中央苏区的人才工作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政治引领；推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打破地域与出身界限广泛吸纳人才；通过制度建设保障队伍稳定。这些原则与举措不仅有力支撑了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也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初始样本。

（作者：苏春生　杨醒国　廖九平）